《韩非子》是古代的法家著作,战国末韩非著。由后人所编。本称 《韩子》,唐以后,为与韩愈相区分而改。《汉书 艺文志》法家类著录 《韩子》55篇。《七录》著录为20卷,卷数篇数皆与今本相符
清代长篇章回体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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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9-29
《韩非子》是古代的法家著作,战国末韩非著。由后人所编。本称 《韩子》,唐以后,为与韩愈相区分而改。《汉书 艺文志》法家类著录 《韩子》55篇。《七录》著录为20卷,卷数篇数皆与今本相符
《韩非子》是古代的法家著作,战国末韩非著。由后人所编。本称 《韩子》,唐以后,为与韩愈相区分而改。《汉书 ·艺文志》法家类著录 《韩子》55篇。《七录》著录为20卷,卷数篇数皆与今本相符。在先秦古籍中,窜乱较少。仅《初见秦》、《有度》等少数几篇疑为后人所作。有多种版本,元有何犿本、明有赵用贤校管韩合刻本、周孔教刻大字本; 《四部丛刊》影印钱氏述古堂影宋钞本,涵芬楼影印道藏本; 《四部备要本》等。对 《韩非子》的校释,有清王先慎的 《韩非子校释》20卷,并附有考证、佚文1卷; 梁启雄的 《韩非子浅解》,陈奇猷的《韩非子集解》、《韩非子集解补》等。《韩非子集解》 为现传最佳之本。
韩非(前280—前233),战国末韩国人。法家的集大成者。出身于贵族世家,为韩国公子,师事荀子。曾多次上书谏韩王安修明法度,未见用。著作传入秦国,得秦王政赏识。后出使秦国,得见秦王。不久遭李斯、姚贾谗害,自杀于狱中。
本书共20卷,55篇。篇目为:初见秦、存韩、难言、爱臣、主道、有度、二柄、扬权、八奸、十遇、孤愤、说难、和氏、奸劫弑臣、亡徵、三守、备内、南面、饰邪、解老、喻老、说林上、说林下、观行、安危、守道、用人、功名、大体、内储说上七术、内储说下六微、外储说左上、外储说左下、外储说右上、外储说右下,难一、难二、难三、难四、难势、问辩、问田、定法、说疑、诡伎、六反、八说、八经、五蠹、显学、忠孝、人主、饰令、心度、制分。其中反映韩非思想的主要有《五蠹》、《六反》、《显学》、《扬权》、《解老》、《喻老》、《孤愤》、《定法》等篇。
本书在政治思想方面最为重要的就是法治理论。书中总结了商鞅、申不害、慎到等前期法家的学说,提出了法、术、势结合的法治学说。强调国君必须行法、执术、恃势,使法、术、势三者密切结合。提出 “抱法处势则治”。其法治理论的核心为加强君主集权,造成“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 ( 《扬权》)的政治局面,即在全国把政治权力集中于中央政府,在中央政府又把政治权力集中于皇帝一人。这是作者所设计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目的是为了适应建立统一的封建中央集权国家的历史趋势。书中非常重视赏和罚的作用,主张厉行赏罚,在运用赏罚时要把握几个要点:一是信赏必罚,“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有度》)“诚有功则虽疏贱必赏,诚有过则近爱必诛。”(《主道》)二是厚赏重罚。书中认为人皆欲利恶害,“赏厚则所欲之得也疾,罚重则所恶之禁也急,……是故欲治甚者,其赏必厚矣。恶乱甚者,其罚必重矣。”三是“立可为之赏”,“设可避之罚”。这样就能使“盲者处平而不遇深溪,愚者守静而不陷险危。如此则上下之恩结矣。”(《用人》)书中还强调,为了富国强兵,必须奖励耕战,因为“耕战”是富强之本,凡不利于“耕战”的政策都是乱亡之道。要求提高从事耕战者的社会地位,而把不从事耕的人一律斥之为社会害虫。《五蠹》篇把“学者”、“言古者”、“带剑者”、“患御者”(逃避兵役的人)和“工商之民”称为“邦之五蠹”,说“不除此五蠹之民,不养耿介之士,则海内虽有破亡之国、削灭之朝,亦勿怪矣。”书中尖锐地指出: “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 《五蠹》) 为此,必须加强思想统治,定法家于一尊,禁止法家以外一切学派活动。“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使“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同上)。在人才选拔上,主张翦除私门势力,选拔“法术之士”,使“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 《显学》)。以上这些政治主张基本上被秦始皇和李斯所采用。
本书的哲学思想渊源于老子,但通过继承荀子思想,改造了老子的学说。书中明确提出 “理”的范畴,与 “道”相区分。认为 “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理之为物之制”。“成物之文也”(《解老》),具有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的含义。
本书在认识论上,继承和发展了《荀子》的基本观点,认为人的认识能力是人类天然的一种属性。书中说: “聪明睿智,天也;动静思虑,人也。人也者,乘于天明以视,寄于天聪以听,托于天智以思虑”,(《解老》)这是说人的感觉和思维必须依赖天生的感觉器官和思维器官。书中强调 “缘道理以从事”,反对 “无缘而妄意度”(同上)。提出 “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 《奸劫弑臣》),用 “参验”的方法来验证人的认识,并把它归结为刑名法术之学。书中还注意到事物的矛盾性,强调对立面不可调和,提出“杂反之学不两立而治” ( 《显学》)。
本书在社会历史观方面,反对“是古非今”的复古主义的社会历史学说,提出了具有发展进化因素的历史观。书中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分为“上古”、“中古”、“近古”和“当今”几个阶段,认为历史是不断变化,而不是永恒不变的,更不会倒退的。从这种历史进化的观念,又引导出厚今薄古的主张,提出 “圣人不期修(循)古,不法常可”,主张 “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 《五蠹》)。书中探讨历史进化原因时试图从人口和社会财富的多寡,寻找历史变化的根据。认为“人民众而财货寡”是社会争乱的原因 (同上),明确提出人口增长速度过快会引起社会问题,这在中国人口理论方面是具有开创意义的。
本书在社会伦理思想方面,继承并发展了 《荀子》的性恶论。书中认为好利是人的本性,人际关系唯有物质利益是真实的,儒家所推崇的仁义道德全是虚伪有害的东西。书中尖锐地指出: “王良爱马,越王勾践爱人,为战与驰。医善吮人之伤,含人之血,非骨肉之亲也,利所加也。”( 《备内》)甚至连父母子女关系也是如此。至于君臣、君民关系,更谈不上仁义道德。君臣关系不过是“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重爵禄以与臣市”( 《难一》) 的买卖关系。
《韩非子》一书所表现出来的政治思想是先秦新兴地主阶级政治思想发展的标志。书中建立的以法治为主的法、术、势相结合的政治思想体系,适应了当时封建地主阶级即将取得统一政权的形势,为封建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制度奠定了政治思想的基础,它对后世的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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