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重读《放鹤亭记》》原文及鉴赏

　　苏东坡果然不愧大手笔,一篇《放鹤亭记》,短短几百字,于轻描淡写的叙事抒怀之中,讲出了一番颇有见地的道理。

　　春秋时代,卫懿公爱养鹤,“出则鹤乘轩而行”,爱鹤甚于爱自己的将士。后来,强敌兵临城下,懿公让将士去抵御,皆曰: “公有鹤,何不以御敌,乃用吾为?”结果,卫国亡了国。相反,晋代刘伶、阮籍等人崇尚虚无,纵酒昏酣。但不仅以此“全其真”,而且以此“名后世”。

　　对此,苏东坡感慨道: “嗟夫,南面之君,虽清远闲放如鹤者,犹不得好,好之则亡其国。而山林遁世之士,虽荒惑败乱如酒者,犹不能为害,而况于鹤乎?由此观之,其为乐未可以同日而语也。”细细想来,先生这番话是很值得回味的。

　　萝卜青菜,各人所爱。一般来讲,对于个人爱好之类,不必过于认真。但人的身分、地位不同,这类事也是不能同日而语的。刘伶酒喝得再凶,大不过醉死完事,无碍大局。因为他是隐士,无职无权。卫懿公则不然。他爱养鹤,仅以爱好论,较之酗酒,不失其高雅。但他爱鹤成癖,荒废政务,国破家亡也便在意料之中了。因为他是国君,一国之兴衰系于一身。这种现象,在历史上是不乏其例的。南宋时,出了位有名的“蟋蟀宰相”,此人叫贾似道。作为斗蟋蟀的爱好者,他编写了世界上第一部关于蟋蟀研究的专门著作——《促织经》。全书洋洋万言,详细介绍了捕捉、收买、喂养、斗胜、医伤、治病、繁殖等方法,尤其对蟋蟀交配习性的发现,更足称述。如果从昆虫学研究方面来评价,他不失为一代开创者。但他是宰相,不以军国大事为重,襄阳被蒙军围困半年,他隐匿不报,也不派兵增援,却成天在私邸与群妾踞地斗蟋蟀。有客戏之曰: “此军国重事耶?”他听了竟一点也不脸红。朝廷腐败,终于导致了南宋政权的崩溃。贾似道作为一代权相,斗蟋蟀误国,也理所当然的落得个千古骂名。

　　话又说回来,从另一个角度看,一个人的爱好也往往反映出他某一方面的才能。特别是爱好到了如痴如迷的地步,是可以搞出一番成就来的。倘如此,那就大可不必硬要干自己不爱干或者不会干的事。这叫天生我才必有用。大诗人李白,爱喝酒,诗也作得好,假如他去从政,恐怕李白也就不是现在的李白了。南唐李后主,本志是要做一个风流倜傥的文人,他知音律,善词章,工书画,其《虞美人》词作,堪称千古绝唱。但,历史给人开了个玩笑,他被阴错阳差地推上皇帝的宝座,终因政治上的软弱和低能,做了亡国之君,后人评价他是“风流才子,误作人主” ,这是的确的。值得一提的还有一个故事: 汉灵帝刘宏,好积钱财,不择手段,他明码标价,公开卖官,有钱者现金交易,无钱者也可 变通,有的比较清廉的官吏升迁、没有钱财交纳,灵帝便同人家百般讨价还价,颇工于算计。这样一个腐败不堪的皇帝本不足道,有意思的是有人给他写的一首讽刺诗,其诗云:“莫怨灵帝庸无才,只怪老天错安排,天生一副商贾料,缘何派他秉政来?”妙哉,斯言! 善哉,斯言!

　　(1987年8月28日《杂文报》)

　　赏析 杂文的表现形式可谓五彩缤纷,不拘一格。对话、格言、书信、日记、读后感,无不可为之。本文是一篇读后感,但同样也是一篇颇具特色的杂文。

　　苏轼的《放鹤亭记》是我国宋代的一篇优秀散文,历来被读者所传诵。杂文标题冠以“重读”二字,表明作者对苏文的锺爱。俗话说“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反复吟咏,必有深感。本文的这个“感”,并非直白地说出,而是如同与读者拉家常一般,侃侃而谈,娓娓道来。

　　文章开篇,简要地概括了原文的内容,点出全文的主旨: 个人爱好对于不同身分、不同地位的人来说不可同日而语——刘伶、阮籍之辈虽“纵酒昏酣”,却能“全其真”、“名后世”; 而卫懿公之流爱鹤成癖,终于导致卫国灭亡。重点也非常明确,即劝诫身负军国重任者,切不可因个人爱好无度,荒废政务,招致国破家亡。文章至此,作者并未止步。“话又说回来,从另一个角度看……”笔锋一转,提出了正当的爱好有利于发挥个人才干、成就一番事业的命题,并引用李白与李后主的例子从正反两个方面予以证明。古人云“文似看山不喜平”,这种由此及彼、曲径通幽的写作手法,使文章显得波澜起伏,跌宕多姿,可以收到引人入胜的艺术效果。文章末了,引用一首诗作结,只加两句赞语,言外之意、弦外之音,全由读者去体味,去思考,可谓言未尽而意无穷。

　　在这篇杂文里,除了苏轼原文中提到的卫懿公爱鹤和刘伶、阮籍嗜酒两则历史典故外,作者又引出了“蟋蟀宰相”贾似道、“斗酒诗百篇”的李白、“风流才子,误作人主”的南唐李后主、“好积钱财” “工于算计”的汉灵帝刘宏等历史人物及其掌故,而且信手拈来,运用自如,足见作者历史知识之丰厚。一篇杂文,倘无坚实的知识打底,仅靠逻辑推理与空洞的论辩,必然显得苍白无力,读来令人索然无味。

　　一般写读后感的文章多有两个通病:一是过多引用原文,成为原文的复述,并无作者个人的独到见解;二是离题万里,海阔天空,使读者不得要领。而本文则无以上两方面的弊端,做到了“放得开,收得拢”,既围绕原文的主题,又不拘泥于原文,可谓形散神不散,文杂意不杂。因此,这篇杂文能获得1987年《杂文报》举办的“鲁迅风”杂文征文二等奖,应该说是当之无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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