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庞《乌合之众》读后感（三篇）

　　乌合之众读后感(一)

　　通过阅读《乌合之众》，使我对群体的特征、群体意见和信念的形成、群体的分类及具体特点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下面将从具体章节的内容出发，谈谈我的看法。

　　首先，群体的特征概括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1.组成群体的个人个性消失，感情和思想转向一个不同的方向。2.环境的变化导致群体性格变化。3.群体中的个体相互传染并易受暗示。4.群体往往冲动、易变且急躁。5.群体可以产生幻觉，因此他们的“证词”毫无价值。6.群体想象力改变着传统书中记录的神话。7.群体的情绪夸张且单纯，同时由于缺乏理性，因此群体具有偏执、专横和保守的思想，并具有双重的道德标准。

　　以中国的大背景为例：

　　毫无疑问，“中国人”组成了一个群体。当这个群体中的个人走到世界其他国家，人们往往不会去关注每个个人的具体个性，而是先把这个人贴上“中国人”的标签，用他们曾经对“中国人”的整体看法来看到这个人。这样便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了群体内个人个性的“消失”。

　　中华民族有着漫长的历史，从秦皇汉武到如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国内与国际环境当然处在千变万化之中。而由此形成的国人性格也由雄踞天下的骄傲到受人侵略、奚落而腐败无能，再到新中国成立并进一步发展，中国人民的性格在困难与挫折中不断变得坚韧。由此可见，环境对群体性格的影响是很重要的。

　　从遭受列强侵略，到新时期遇到的地震、雪灾等自然灾害以及国际众多反华势力的不断侵扰，每一个作为个体的中国人民看到自己的同胞被杀戮、被天灾人祸所侵袭、在国际上被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我相信，这都会激起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的爱国心，并以其自身的行动感染周围的其他人。像是在2008年北京奥运时期的国外种种反华势力的不断挑衅下，我们不止一次的看到身在国外的中国留学生集体组织游行、抗议。他们的行动感染着身边的人，并给与其他人一种身为中国人，应该或不应该做某些行为的暗示。

　　“群体是刺激因素的奴隶。”它会随着刺激因素的改变、强弱，而充满激情的去改变自己。爆炸性的消息更能引发群体的想象力。还记得一段时期内，中国似乎发起了一场“抵制家乐福，抵制法国货”的“讨论”，正是受到了会见达赖问题的刺激，从而稍显冲动的做出一系列动作。当然，这并不否认，也许随着时间的流逝，中法双方的关系应该是向着互利合作的方向发展的。到那时，群体中个人的做法也必将随之改变。因为“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这完全可以体现出群体的冲动、易变且急躁。

　　群体可以产生幻觉，我觉得这也可以认为是易受传染与暗示的一种表现。也就是说“集体观察极可能出错，大多数时候它所表达的是在传染过程中影响着同伴的个人幻觉。”也可以说是一种“从众”。当个人对自己的想法持犹豫态度的时候，周围人的行动将对其进行传染，从而使整个群体都具有了同样的行动。但其实这只不过是少数几个人的意愿而已。

　　群体情绪夸张，我认为这是表明，面对外来的刺激，群体更容易做出比个人更为强烈的反应。或者说是群体做出的行为对外的影响力更大。以国家的名义和以个人的名义相比，当然前者的威慑力更强。所以，国家的整体强盛要比个人的财产增加更为重要。至于说群体偏执、保守。我并不认为这一定是件坏事。如果群体还是以国家为例，那么它制定政策或者执行其他国家事务，甚至于这个国家本身的存在，都要根据自己的国情，政策不能朝令夕改，当国家遭受他国政治、经济侵略的时候，不能轻易地“服从于强权”。这就是对于异质性群体的态度。当然我认为书中提出的“群体绝对不会接受矛盾，进行讨论。”这个观点不是很赞同。当代社会很流行民主，允许人们有言论自由权。当人们的不同意见向群体的原有观点发出挑战时，谁会取得优势，并不能十分绝对的肯定。因为有很多政令、政策就是人民从自身的角度提出建议的。当这些建议并不危害社会公众利益时，当权者是可以接受的。因为他们需要人民的广泛支持。

　　“群体对强权俯首帖耳，却很少为仁慈心肠所动。”是的。正如毛主席所说的“枪杆子里出政权”，所以，从中国鸦片战争以来，要想改变整个国家，就必须把自己武装的强势，而不能期待着政权自动的给与一个没有任何力量的集体。

　　群体接受的观念必须简单明了，因为群体没有理性、没有推理能力，“它不能辨别真伪或对任何事物形成正确的判断。”这一点对于前者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群体当中的个人并不具有同等的理解力，整个国民的素质也不是完全一样的，所以能让整个群体共同接受的观念不能超出个人的理解范畴。至于后者，只能理解为群体易受强加的判断。

　　书中提到了“当观念通过不同的方式，终于深入到群体的头脑之中并产生了一系列效果时，和它对抗是徒劳的。”对此，我认为是值得商榷的。比如，旧中国一直存在的封建帝制在很长一段时间都影响作用着整个中国。但是，从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废除了中国长达两千年的封建帝制，这是个很明显的事实，可以看出对抗传统根深蒂固的观念的行动已成功而告终。也正如群体的信念中作者所提到的，“只有用暴力的革命才能对牢固扎根的信念予以革新。”

　　其次，群体一切信念和意见的基础有种族、传统、时代、各种典章制度和教育。我主要对传统、制度和教育谈些看法。

　　书中提到“对于一个民族来说，理想的状态是保留过去的制度，只用不易觉察的方式一点一滴的加以改进。”对于这一点，我认为这就会忽视革命对历史发展的促进性。对于已经明显不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传统，我认为应该用革命的方式予以废除，革命是激烈的。因为如果明知行为违背真理，难道还要眼睁睁的看着它自生自灭而无动于衷吗?

　　各种制度没有固定的优点，它们本身无所谓好坏。“在特定的时刻，对一个民族有益的制度，对于另一个民族也许是极为有害的。”所以说，无论打着什么旗号进行的政治、经济、军事的侵略行为都是令人不齿的。因为内群体对外群体有种天生的排斥感。

　　教育方面，作者认为中国的教育是纯粹的应试教育。只是背书和服从，而缺乏实践。导致精神活力衰退。中国学生读书只懂得按部就班，为的是获得一份平庸的工作，继而一代又一代的循环往复。这方面，正是中国教育的现状，也就是群体的领袖——国家领导者应该予以重视并加以改进的。

　　群体的领袖要想对群体施以影响，必须具有坚定的信仰，对反对者的“无视”，以建立权威，在此过程中，最重要的是获得个人的名望。“能够取代名望的只有财富。才干甚至天才。都不是非常重要的成功要素。”所以领袖必须要靠不断地额重复、传染和大胆的断言，来对群体保持领导。现实来说，他们必须很重视舆论的煽动力。因为电视、报刊等传播媒介可以大量反复的向公众传播领导者的意图。这对政权的巩固或者说人民的服从是起很大作用的。另一方面，作者也提出，媒体屈从于社会思想主流，而不敢提出自己的意见，导致舆论的导向性减少。我认为这是很正常的，一旦某些群体或集团的的思想成为整个社会思想的主流，它必然要求一切有与其矛盾的思想意识不能供大众所认知。当然对于公民个人的看法，应该没有很好的办法予以强制。另外不可否认领导者的个人魅力也具有不可预知的能量。比如拿破仑，这个矮个子将军有着强大的个人魅力，使得他的追随者心甘情愿得为他“神魂颠倒”。因为名望带来地位与权力。

　　最后，我想简单的谈谈信念。信念作为组成群体的必备要件，它具有明显的牢固性。一旦信念在群体的头脑中生根，就会成为鼓舞人心的源泉。民族信念的消失，就会成为其衰败的信号。值得欣慰的是，中华民族这个群体在五千年的历史中，虽然经历了种种困难，但是仍然保持着顽强的民族信念，生生不息……

　　乌合之众读后感(二)

　　有一种说法尽人皆知，“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人们都以为，跟随群众的观点总是没错的。然而这个流传了世世代代的说法，却未必是真理。在群体中，个人的才智被削弱了，个性也被削弱了，作为个体的异质被同质化吞没了，无意识品质的优劣决定了群体智慧的高下。群体往往表现出冲动、易变、急躁，没有长远打算，情绪夸张与单纯，轻信、易受暗示，同时智商普遍降低。简言之，群体是盲从的。这便是勒庞在《乌合之众》当中的观点。

　　《乌合之众》以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为背景，分析研究社会历史运动中作为主题参与的群众，他们的行为、心理的诸般特征。作者勒庞是法国社会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群体心理学的创始人。同时他也是典型的精英主义者，他反对集体主义，最早阐明了“个体在群体影响下思想与行为的转变”。

　　群体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为了达到共同的目标，以一定的方式联系在一起进行活动的人群。从心理上学说，一千个偶然聚集在公共场所的人，没有任何明确的共同目标，因此只能看成一群聚在一起的人，这样的一群人不能被叫做群体。而当一个偶然的契机把一群人聚集在一起，这群人就有了同一种心里特征，我们姑且称之为心理群体。心理群体形成之后，会表现为一种共同的，暂时的，然而又是十分鲜明的普遍特性。群体中的个人行为表现具有四个特征：第一是自我人格消失，第二是无意识本能起决定性作用，第三是情感与思想在暗示与传染的作用下转向同一个方向，第四是暗示的观念具有即刻转化为行动的冲动。个人的决策通常比群体决策更好，个人能产生更多较好的主意，而群体决策由于受到不同意见和论点的约束，加上害怕被人认为愚蠢等心理制约，因而不容易使决策具有较大创造性。

　　前段时间有一起事故在网上吵得沸沸扬扬：老人在街头摔倒却无人前去帮忙，导致老人窒息而死，其亲属埋怨众人太冷漠，埋怨这个社会缺少爱心。但是从勒庞的观点来看，这种众多旁观者见死不救的现象称为“责任分散效应”。心理学家发现，这种现象不能仅仅说众人冷酷无情，也不能说是道德沦丧的表现。在某人遇到危险时，如果只有一个旁观者，这名旁观者会清晰的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对受难者给予帮助，如果他见死不救，会付出很高的心理代价;然而如果有众多人在场的话，帮助求助者的责任就由大家来分担，造成责任分散，每个人分担的责任很少，旁观者意识不到他那份责任，会有“我不去救会有人去救”的心理，导致“群体冷漠”的局面。

　　有群体的地方就会有领袖。我们习惯把风光的领袖看成思想家，事实上，他更有可能是个实干家。他们并没有头脑敏锐、深谋远虑的天赋，他们也不可能都有这些品质----这会让人优柔寡断、犹豫不决。只要他们能拥有信仰，坚定的意志，狂热的感情，便能得到大众的拥戴。芸芸众生总是服从于意志坚强的人，因为他们更知道如何迫使群众接受自己的看法。每个领袖都有自己独特的手段，其中有三个手段最为重要：断言法、重复法和传染法。断言简洁有力，不理睬任何推理和证据。断言越是简单明了，证据和证明看上去越贫乏，他就越有威力。重复对于群体的作用力十分强大，这种力量来自这样一个事实，不断重复的说法会进入我们无意识自我的深层区域，我们的行为动机在这里形成，所谓谎言重复千遍就成了真理。各种观念、感情、情绪和信念，对于群体来说，传染力都和病菌一样强大。比如当年的大跃进运动，毛泽东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具体该项运动是否符合科学规律，是否是可行的，群众无暇去顾及。简明慷慨的口号，群众轰轰烈烈的去生产，大量不切实际的任务和指标随之出台。可见，断言、重复和传染是掌握群众动向的利器。

　　群体是盲从的，很多商家正是很好的利用了刚才提到的三种手段，断言、重复和传染，来达到商业目的。就拿当下流行的整容来说，通过商家无孔不入的广告宣传，雇佣大量写手来编造一些自身整容成功的例子，给群众们造成了一个通过整容换来美好人生的幻象。再加上一些明星的热捧，使得大众完全失去理智，蜂拥而至的去整容。但是整容的危害尽人皆知，平白无故的挨上若干刀，任何正常人都会有不良反应，无数整容失败的例子传出。即便如此，还是阻挡不了爱美人士的脚步，失败的人数越多，愿意去尝试的人也就越多，大众盲从的心理可见一斑。较为突出的可以拿“红粉宝宝”作为例子，一个80后花了400多万做了200多次整容手术，结果几乎没有成功的，当初受了铺天盖地的广告的影响，如今换来的却是遍体伤痕。

　　在汶川大地震之后，万科董事长王石，也在忽略了群众的特性之后犯下了错误。当时的万科总部捐款数目为200万人民币，并且员工捐款以10元为限。没想到此举遭到广大网友的炮轰，理由为其他不少企业捐出数千万资助，万科此举显得寒酸抠门，有损企业形象。为此，王石专门向群众道歉，并解释说“200万是个适当的数额。中国是个灾害频发的国家，赈灾慈善活动是个常态，企业的捐赠活动应该可持续，而不应成为负担。万科对集团内部慈善的募捐活动中，有条提示：每次募捐，普通员工的捐款以10元为限。其意就是不要因慈善成为负担。”但是网友们依旧不依不饶，王石最后不得不做出让步，最后公司以1亿元资金参与四川地震灾区的临时安置、灾后恢复与重建工作，并以绵竹市遵道镇为重点;“该项工作为纯公益性质，不涉及任何商业性(包括微利项目)的开发”。王石显然忽略了一点，群体是不受理性的影响的。依照勒庞的观点，群体是感性的，逻辑推理对群体不起作用。如果要想让群体相信什么，就得先高清楚让他们兴奋的感情，再假装自己也有这种感情，必要时还要用极端的行为表现对这种感情的狂热，然后引领群众的情绪。不仅如此，还要密切注意讲话的效果与大众情绪的变化，不断调整自己的措辞，让群体把感情倾向自己的需要。说理和论证战胜不了一些词语和套话，大众对于说理反应迟钝，因此总结出一些套话可以免去大众思考的繁琐。就像律师的艺术一样，要想驾驭众人，首先在于辞藻的学问。

　　勒庞书中的很多观点，不仅在当时的写作背景下有用，放到当今的中国也极为适用。也许群体的秉性有史以来一直未变，作为一个精英主义者，勒庞对群体的分析透彻至深，难怪墨顿会对此书做出如下评价“勒庞的这本书具有持久的影响力，是群体行为的研究者不可不读的文献。”只有找到了病源，才能研究出治愈其的良方。群体是虚无的，具有可塑性。需要用到群众的时候，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用不到群众的时候，群众是“不明真相”的。同时，集体主义也为社会铺就了“通往奴役之路”。

　　乌合之众读后感(三)

　　中华民族一直是个强调集体的民族。无论在文学表达还是日常表达中，人们往往更倾向于使用复数的“我们”和“咱们”而非单数的“我”。这种表达习惯的形成远可追溯到先秦的“保甲”制度，近到抗战、文革乃至今时今日的反日潮流，即使置于全世界的范围内，如此长时间、高强度的，对于个体间紧密联系的强调也是相当不可思议的。“团结力量大”，作为文革期间极为流行的一句口号，与同时期的很多其他口号一样，试图以一种不容置疑的、极端粗暴的口吻做出某种笼统的、形而上的价值判断。在战争时期，这样的口号和标语显然是很有感召力的(或者说是很有蛊惑性的)。在文革时期，集体价值判断几乎全面抹杀了个人存在的价值，要质疑这样的一句话是非常困难的，而且显然也是不明智的。而随着改革开放在思想文化领域的逐步的深入，一方面由于西方个人主义的文化冲击，另一方面，社会各界对十年浩劫的深入反思逐渐结成了丰富的果实，“团结的力量一定比个人大吗?”，“为了追求这种力量我们放弃什么?”“以及“这样大的力量究竟是不是好事?”等等问题逐渐清晰的浮出了水面。旧价值判断已经明显过时，而新时代的普世价值却迟迟没能成形。在这样的背景下，勒庞的《乌合之众》为我们提供了一面关照自身的镜子。一方面，作为一个心理学家，他以科学家客观的目光对大众心理做出极为简洁、直白甚至到有些残忍的解剖，将大众心理这股混沌的洪流分解为清澈见底到令人触目惊心的细流;另一方面，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作为一个热情的法国人，其作品不时流露出对法兰西民族真切的人文关怀。试图以此对法国做出一个整体的判断是极为片面而幼稚的;尽管如此，管中窥豹亦可见一斑，这并不妨碍我们借着一个法国人的目光去审视法国的历史，并借此对自己民族的历史做出更理性客观的判断。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完成于1895年，作为一本心理学专业著作，其中的概念及其表达都相当通俗易懂，不难看出它最初就是一本面向“大众”的“大众心理研究”。这种方法既是残忍的，同时也是极为有效的。勒庞在书中提出的许多理论，就其用词的犀利而言，绝不亚于鲁迅的讽刺小说。勒庞说：“所谓的英雄或暴君，从未真实的存在过，他们只是人们为了满足心理需要而杜撰出来的人物”，“候选人必须用最离谱的哄骗手段，才能征服选民，同时还要毫不犹豫的做出最令人异想天开的承诺”，这些话语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听来依然振聋发聩。在他的叙述中，集体的力量之粗蛮，方向转变之迅速，思维方式之简单，简直到了令人咋舌的地步。勒庞的研究是否足够客观和全面，作为非专业人士很难做出准确的判断，要将其生搬硬套于此时此刻的中国也绝对是不可行的。同时不可否认的是，其中对于“群体心理”，“群体意见与信念”的叙述，在当今中国社会的语境中是有一定价值的，是值得我们深入思索的。

　　“团结力量大”在五十年代后期开始长期被扭曲理解为“团结则战无不胜”和“团结则无所不能”，这是群体不承认障碍的一个表现。当全社会充斥着一种“只承认前进不承认停滞和后退”的氛围时，个人很容易被这种盲目的乐观主义裹挟，进而半信半疑的成为群体中推波助澜的“帮凶”。也正如勒庞所说，“并不是每个人都必然会被这种气氛感染，但如果他没有感受到这种情绪的话，那么他就会沦为群体情感的敌对方。”在特殊时期，这种“站在人民的敌对面”的行为可能带来不同程度的恶果，甚至可能招致杀身之祸。而在当今社会，这种自我意识的消融和群体情感的同化似乎不那么容易发生了，但在“天涯”和“猫扑”等网络论坛上，这种群体表达简单、夸张、粗暴、直白的倾向仍然随处可见。“暴民政治”是否随着技术的进步转入了更为隐蔽的表达空间?而在情感的表达上，“网友”们往往极其统容易受到暗示，逻辑往往也是极为简单的。由于基数的庞大(或者由于网络本身匿名的性质导致了这样的幻觉)，网民往往包办了“执法者”和“审判者”的角色，“人肉搜索”就是最为典型的例子。非道德行为确实值得谴责，但是在少数人的煽动之下，在融入集体时(虚幻的)强大力量面前，网民们往往容易产生极端的情绪，并选择用极端的语言来抒发自己的情感，用恶毒的语言攻击那些“没有感受到这种情绪”的较为客观的言论，更有甚者会将这种语言暴力转化为身体上的暴力。令人吃惊的是，这些“网络暴民”中也包括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甚至大学教授，在群体中，他们部分或完全失去了对自我语言和行为的自制，以一种近似于原始人的状态做出判断和行动。

　　就我个人的观点而言，这本书中的叙述不免有过分之处，对于群体的分析也仅仅止步于一种极端的绝对的情况。这与作者的个人情感和当时的社会背景密不可分。介时法国大革命的余波尚未散去，勒庞不仅作为一个心理学家，更是作为一个法国人，对于动荡的社会环境和层出不穷的革命依然心有余悸。这种激进的表达虽有失偏颇，但也反映出作者作为一个血肉丰满的“人”的形象。因此在内容上，我们也不需要全盘接受书中的观点，用一句老话来说，就是要“批判的”接受书中的观点。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当然要对人性的进步、法律的逐步健全充满信心，但与此同时，勒庞也我们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面对“团结”、“爱国”、“群众”、“人民”等“大而空”的表达时，如何保持独立的判断，如何提防“群体心理”的侵蚀，也是对我们素质的一次真正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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