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改革高等教育中几个问题》原文欣赏

　　改革高等教育中几个问题

　　本文中所谓高等教育者，大体指学术教育而言，即大学与其同列机关之教育。此中自然也含些不关学术的事，例如大学学生人品之培养等，然而根本的作用是在学术之取得，发展与应用的。

　　在清末行新教育制以前，中国之学术多靠个人及皇帝老爷一时的高兴，其国家与社会之高等教育机关，只有国子监及各地书院，因为府州县学还近于普通教育。国子监只是一个官僚养成所，在宋朝里边颇有时有些学术，在近代则全是人的制造，不关学术了。书院好得多，其中有自由讲学的机会，有作些专门学问的可能，其设置之制尤其与欧洲当年的书院相似。今牛津、剑桥各学院尚是当年此项书院之遗留，其形迹犹可见于习俗及制度中也。不过，中国的书院每每兴废太骤，“人存政举，人亡政息”。而且一切皆系于山长一人，无讲座之设置，故很难有专科之学问。且中国学问向以造成人品为目的，不分科的;清代经学及史学正在有个专门的趋势时，桐城派遂用其村学究之脑袋叫道：“义理、辞章、考据缺一不可!”学术既不专门，自不能发达。因此我们不能不想到，假如刘宋文帝时何承天等，及赵宋神宗时王安石等的分科办法，若竟永远实行了，中国学术或不致如今日之简陋。

　　清末改革教育，凡旧制皆去之，于是书院一齐关门，而一切书院之基金及地皮多为劣绅用一花样吞没了。今日看来，书院可存，而书院中之科目不可存，乃当时竟移书院中之科目，即旧新各式八股于学堂，而废了书院，这不能说不是当时的失策。现在我们论高等教育，这个帽子可以不管，因为今日之高等教育，除洋八股之习气以外，没有一条是绍述前世的，而是由日本以模仿西洋的。因为如此，我们不能不说说欧洲近代大学的演成。欧洲的近代大学可以说有三种含素。一是中世纪学院质素。这个质素给它这样的建置，给它不少的遗训，给它一种自成风气的习惯，给它自负。第二层是所谓开明时代的学术。这些学术中，算学、医学等多在大学中出，而哲学政治虽多不出于其中，却也每每激荡于其中。经此影响，欧洲的大学才成“学府”。第三层是19世纪中期以来的大学学术化，此一风气始于德国，渐及于欧洲大陆，英国的逐渐采用是较后的。于是大学之中有若干研究所、工作室及附隶于这些研究所、工作室的基金、奖金。当清末办新教育的时代，这一页，欧洲历史是不知道的，以为大学不过是教育之一阶级。当时的教育既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更以富强之目前功利主义为主宰，对于西洋学术全无自身之兴趣，更不了解它的如何由来培养与发展。试看张之洞、张百熙的奏折，或更前一期王韬、冯桂芬的政论，都是这样子。他们本不知道西洋在发财造炮以外有根本的学术，则间接仿造西洋的学术建置，自然要不伦不类的。我们现在正也不能怪他们，以他们当时的环境做出那些事来，比其现在的教育界领袖以今之环境做出这些事来，则今之人十倍不如他们。直到民国初年，大学只是个大的学堂。民国五六年以后，北京大学侈谈新学问，眼高手低，能嘘气，不能交货，只挂了些研究所的牌子，在今天看来当时的情景着实可笑。然而昏睡初觉，开始知道有这一条路，也或者是一个可纪的事。从那时到现在，中国也有两三种科学发达，一般对大学及学术制度之观念进步得多了，不过，今之大学仍然不是一个欧洲的大学，今之大学制度仍不能发展学术，而足以误青年、病国家。即如以先觉自负之北大论，它在今日之混沌，犹是十多年前的老样子哩!现在似乎政府及社会都感觉着大学教育有改革之必要，我也写下几件一时感觉到的事。

　　第一，大学教育不能置之一般之教育系统中，而应有其独立之意义。大学也是教育青年的场所，自然不能说它不是个教育机关，不过，这里边的教育与中小学之教育意义不同。中小学之教育在知识的输进、技能之养成，这个输进及养成皆自外来日成之格型而人，大学教育则是培养一人入于学术的法门中的。诚然，中小学教育需要教授法之功用，这教授法可以用来使学生自动接受训练，而大学中也不是能够忽略知识之输进技能之养成者。不过，中学教师对学生是训练者，大学教师对学生是引路者;中学学生对教师是接受者(无论接受的态度是自动的或被动的)，大学学生对教师是预备参与者。虽大学各科不可一概而论，工、农、医等训练之步骤要比文、理、法、商为谨严，然而大体上说去，大学各科虽不同，皆是培植学生入于专科学术之空气中，而以指导者给予之工具，自试其事者也。因此情形，大学生实无分年的全班课程之可言，今之大学多数以年级排功课，乃将大学化为中学，不特浪费无限，且不能培植攻钻学术之风气。如大学个成为中学，下列办法似宜采用：

　　一、设讲座及讲座附属人员，以不布置中学功课之方法为大学课程。

　　二、除第一年级比较课程固定外，其余多采选习制(文、理、法、商之选习宽，工、农、医较有限定)。

　　三、每门功课不必皆有考试，但须制定一种基本检定。这种基本检定包含各若干及格证，得此项及格证之后，然后可以参与毕业考试。此项及格证在国文系者试作一例，如下：

　　甲、中国语言文字学;

　　乙、中国文学史;

　　丙、中国通史;

　　丁、中国诗学(词、曲在内)或辞章学;

　　戊、一种西洋文学;

　　己、若干部书之读习。

　　四、毕业考试由教育部会同大学行之。论文一篇，证明其能遵教授之指导施用一种做学问之方法而已，不可不有，亦不可苛求。此外选择两三种最基本之科目考试之。

　　五、非满若干学期，不得参加毕业考试，但在学校中无所谓年级。

　　六、凡可有实习之科目，皆不可但以书本知识为限。

　　七、最普通的功课由最有学问与经验之教授担任，以便入门的路不错。

　　第二，大学之构造，要以讲座为小细胞，研究室(或研究所)为大细胞，而不应请上些教员，一无附着，如散沙一般。大学中的讲课，如不辅以图书之参用，或实验之训练，乃全无意义;而在教授一方面说，如他自己一个，孤苦伶仃的，无助手，无工作室，乃全无用武之地。虽有善者，无以显其长，致其用。故大学中现在实在尚多用不着高于大学本身一级之研究院，而每一系或性质上有关联若干系必须设一研究所。大学学生本身之训练，即在其中。大学教授之日进工程，即在其中。其中若能收些大学毕业继续受训练的，自然是好事，有时也很需要。不过，研究非专是大学毕业后事，而大学生之训练正是研究室之入门手续也。舍如此之组织而谈大学教育，只是空话。今之大学，各个都是职员很多，教员很多，助手很少，且有的大学教授一到校，非讲堂及休息室则无立足之地。此等组织，诚不知如何论学问。

　　大学本身之研究所，与大学外之研究院，也不应是没有分别的。今之研究院，有中央北平二机关，近年皆能努力，若凭理想论去，研究院与大学中之研究所应有下列之分别。凡集众工作(Collectve work)，需要大宗设备，多人做工，多时成就，与施教之职务，在工夫及时季上冲突者，应在研究院，例如大规模之考古发掘、大组织之自然采集等。凡一种国家的职任，须作为专业，不能以有教书责任之人同时行之者，应在研究院，例如电磁测量、材料试验等。至于一切不需要大规模便可研究的工作，大学中仅可优为之，研究院不必与之重复，且有若干研究，在大学中有学生为助手更便者，在研究院反有形势之不便。如此说来，研究院之研究，与大学中之研究，本非两截，不过因人、因事之分工而已。

　　第三，大学以教授之胜任与否为兴亡所系，故大学教授之资格及保障皆须明白规定，严切执行。今之大学，请教授全不以资格，去教授全不用理由，这真是古今万国未有之奇谈。只是所谓“留学生”，便可为教授，只是不合学生或同事或校长的私意，便可去之。学绩即非所论，大学中又焉有励学之风气?教育当局如有改革高等教育之决心，则教授问题应该求得一个精切的解决。我一时提议如下：

　　一、由教育部会同有成绩之学术机关组织一个大学教授学绩审查会。

　　二、凡一学人有一种著作，此著作能表示其对此一种学问有若干心得者，由此会审定其有大学教授资格。

　　三、经上列第二项业绩之后，此学人更有一种重要著作，成为一种不可忽略之贡献者，由此会审定其有大学教授资格。

　　四、凡有大学教师或教授资格者，任何一大学请其为教师或教授时，受大学教员保障条例之保护，即大学当局如不能据实指明其不尽职，不能免其职。

　　五、既得有上列两项资格之一，而任何三年中不曾有新贡献者，失去其被保障之权利。

　　六、凡无上列资格，在此时情况之下，不得不试用者，试用期限不得过两年。

　　七、凡不遵守上列办法之大学，教育部得停其经费，或暂不给予毕业证书之用印。

　　既澄清了大学教员界，然后学术独立、学院自由，乃至大学自治，皆可付给之。如在未澄清之先，先赋此项权利予大学教授，无异委国家学术机关于学氓、学棍之手，只是一团糟，看他们为自身的利益而奋斗，而混乱而已(此文写至此处，急需付印，尚有余义，且待后来再写)。

　　(原载1932年8月28日《独立评论》第十四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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