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对于中国今日谈哲学者之感念》原文欣赏

　　对于中国今日谈哲学者之感念

　　现在中国有高谈哲学的声浪了，有一般人以研究哲学自任，这是件很可乐观的事情。因为一种哲学，对于一个人的效用比他的饭碗问题还要紧;而一种国民哲学对于它的民族的势力远在政治以上。哲学可以引人从卑浅思想的境界爬出，到自觉自成的地位。它可以告诉我们，我们以前所过的日子，都是受武断的偏心所驱使。它给我们个更清洁的空气，更可靠的根据，更活泼的精神。我们必先和它攀上交情了，才可有个世界观;有了世界观，才可有个人生观;有了人生观，才可以比较地懂得什么是我，什么是他们;怎样用我，怎样用他们。

　　但是中国现在的思想界到了哲学发达的地步了吗?不客气说来，现在以哲学自负的诸公，究竟已入哲学的正经轨道了吗?这话好像大不敬!然而也有不可讳言的所在。所谓哲学的正经轨道，绝不会指初民的国民思想，绝不会指往古的不能成全备系统的哲学，定是指近代的哲学;更严格地说起来，应当指最近三四十年中的新哲学——因为旧哲学的各种系统，经过一番科学大进步以后，很少可以存在的，只有应时而起的新系统，可以希望发展。一个哲学时期每每跟在一个科学时期以后，近代的欧洲是个好例。五六十年前的哲学，虽然离开中世纪已经很远了，还是受中世纪思想的支配，还未受科学的洗礼，所以虽然迷阵很深，思辨很费神力，终解不脱常言说的，“一个瞎子在一个暗屋子里，说有一个黑帽子在那里哩，其实并没有”。近半世纪里，哲学的唯一彩色是受科学的洗礼。其先是受自然科学的洗礼，后来是受人事科学(Social Science)的洗礼。机械学发达了，哲学受了个大影响;生物学发达了，它又受个大影响;从生物学里跳出心理学来，它又受个大影响;从心理学里跳出社会学来，它又受个大影响。现代的哲学是被科学陶铸过的，想研究它，必须不和现代的科学立于反背的地位;不特不立于反背的地位，并且必须应用现代的科学中所得作为根据。哲学是一时代学术的会通的总积。若果并没有受当代各类学问的深培养，或者竟不知道当代学问的门径，或者径以为毫不相干，甚者以为可以相反，专凭自己一孔的幻觉，也只好在三家村里自豪;或者在黑人群里上哲学家的雅号，不便在北京某大学里阴阳乾坤地混沌话着太极图说，或者在著名报纸谈道体、循环、气数了。

　　太极图这个玩意儿，本是妖道造的，然而居然有几位宋儒先生大谈特谈，这是为何呢?我想彼时科学毫不发达，他的宇宙观不能基于科学观念，而又不肯不想象他的宇宙观，所以才有这类的可笑见解。在当时的知识状态之下，这类见解也未尝不可聊备一格。到了现在，与其说他可笑，毋宁说他可怜。至于道体、气数等等名词，都是古人求其解而不得，以混沌了之的说话。循环一说，在西洋一百年前，还有势力;彼时机械论的缺点还没发觉;到了现在，机械论的位置已经动摇了，用初步而又粗浅的机械论里的话——不是后来进化的机械论——所组织成的循环论，早已死去了。若果抱住这些早经淘汰过去的观念以为宝贝，未免不值。所以研究学问总要认定时代，不可弄后于时势的作为。现在我写出几条最浅近的说话——其实我并不配谈哲学，不过对这一般误以阴阳、道体当做哲学的，无妨进此一解了。

　　第一，哲学不是离开科学而存在的哲学，是一切科学的总积。几种科学相通的道理(思想)共守的规则，就是哲学。若干科学，所研究的范围不同，因而表面上好像没甚关系，然而骨子里面有一个会通的所在，就是哲学。哲学可以说是一种思想——普通的思想。又可以说是一种知识——基本的知识。它的目的是集合世界和人生的理论，调和成一个儿的;所以它在学问界中包括最大范围，而同时自占最小范围。这道理可就哲学的进化史上看来。最初所谓哲学家的，都是兼容并包，通晓各样学问的贤者;就训诂讲起来，诚然可以当得起“爱智者”的称号。请看希腊古代的学者，各德黎、阿纳次满都、皮塔高拉史、黑拉哥来都、帕门尼得斯、安纳差戈拉、恩培德刻勒、登莫戈里都、齐纳等等，在当时都是无所不学的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又是这般。到了中世纪，成了神道的哲学，又有圣阿昆纳斯等无所不学，无所不讲。笛卡尔把博学学派推翻，他自己却是位最博的学者，至于培根的博学更不必说了。后来的莱布尼茨、伍尔夫又是最博的学者。从休谟起，才有“批评哲学”的意味，康德是个完全学派的。这派在近代哲学里很占大部分势力，但是到了现在，已经应时势的要求，站不住脚。最后的胜利，是斯宾塞式的哲学，把康德式的哲学压倒了。我们要知道，比较的更完全的是相对的更好的。那类抽象的知识固然不能说完全要不得，然而总须要知道实体的真确组织，要合于实体的真确组织，仅仅据着几个抽象名词，辩论下去，实在无谓。最近的趋向很有点复古的意味，要把一切学问包括在内。其所以与古代不同的，古代所谓哲学，只能在当时所谓学问界中，包括最大范围，最近的哲学趋向，在包括最大范围之外，同时自占最小范围。古代一切学问，十之七八不能独立，所以哲学的名称包括学问界中最大范围。近代以来，许多学问从哲学的本枝上分出，如物理学、机械学、天文学、生物学、心理学、伦理学、社会学等——无心识的心理学(Psychology of The Unconscious)，最近亦从哲学里分出，独立成科学——只剩了形而上学不独立，这是和古代不同的，这所谓自占小范围。但是每一种科学向深处研究去，向与别种科学会通的地方研究去，便成了一种哲学。例如规范的伦理学上有人生哲学，法律学上有法理学，生物学上有生物哲学等;又如冯德研究心理学深了而成哲学家，奥斯渥研究化学深了而成哲学家等。这是和古代兼容并包的意味同的，这所谓包括最大范围。我们可以称它做哲学上进化的复古观念，因为它虽然复古，却又与古不同。我以为我们对于哲学应有的观念，最好用斯宾塞的毕生著作证明。把第一义放在上面，其下有生物学原理、心理学原理、社会学原理、伦理学原理等，综合起来，称作会通哲学。哲学原是一个会通的系统呵!然则不在近代科学上植一个好根基，专凭一己的观察，无论不聪明的人没有是处，就是聪明人也是枉然!

　　第二，我们须要认定“科学有限”一句话是再要不通没有的。我们只能说现日科学的所得有限，不能说科学在性质上是有限的;只能说现日的科学还不很发达，不能说科学的方法有限。我们固不能说科学的方法是唯一的方法，然而离开科学的方法以外，还不曾得更好的方法。我们固不能说现在所有的科学方法是尽善尽美了，然而将来新添的或者改良的方法，也必须是“科学的”，绝不会是“非科学的”。绝对的实体不是人所能知：人的精神界的力量只能用实事求是的科学方法;过此而往，就是超人，也就是非人了。启示、默想、顿悟、超脱经验等等见神见鬼的说话，不过利用人类心理上的弱点，加上个诡辩的手段。经验固不能得全体，然而集合各方面的经验，便得一个全体的概念;经验固不可尽凭，然而离经验还有什么可凭呢?凡言科学有限的人，大约可分两类：一是迷信家;二是妄自尊大家。迷信家不必说了，他和科学有根性上的仇气;至于妄自尊大家的不安分，忘了人性，已经可笑了。哲学家要站在巴黎铁塔上看巴黎，不要囚在伦敦楼里想伦敦。就事实的经验归纳起来成科学，就科学所得演绎上去成的哲学，哲学只能用科学的方法，哲学没有特殊的方法。经验以外加上想象、兴致、意念等等，原是哲学的本务，但是断断乎不可离开经验，专凭想象、兴致、意念等等。哲学诚然有在科学外的东西，但是科学确须包括在内。以科学的方法做根据，不能独立成根据。我们想要有个可以信得过的Weltanschauung，自然要晓得世界人生的组织;想用“匠心”去制造我们的Weltanschauung，自然要把世界人生的真组织做材料。哲学既和科学用一样的方法，那么，不知道科学的方法的，未便谈哲学了。

　　第三，我们要晓得哲学也不是抽象的学问，它的性质也是具体的。这个毛病诚然是历来哲学家所常犯的。但是抱住一堆蹈空的概念，辨析综合去，建设出先天的知识，组织成空中的楼阁，其实满不是那么一回事，是哲学切戒的啊!总而言之，哲学只可集象，不可离象。

　　第四，哲学是一个大假定(Hypothesis)——一群假定的集合。因为哲学是个余数(Besiduum)，这余数包含着许多未经科学解释的问题，所以哲学里边的事务都是假定。既然哲学是个大假定，因而用专断主义(Dogmatism)驾驭哲学，并且把“究竟”、“绝对”、“永久”的根究当做哲学的本职的人，实在是大错了。更有一层，哲学里面既然包含着无数假定了，这些假定有时可以加上一番证明，便成科学。大家对于这些假定每每很有趣味的，因而常把这些假定浸入科学里去受证明(Verification)的洗礼——这是哲学影响科学的所在。认清楚这个!我们切不要专断!

　　第五，历来的哲学家大概有两种趋向：一、以知识为前提;二、以人生为前提。后一类要是讲得极狭隘了，也有非常的危险，然而确不如前一类的危险大。前一项最明显的危险有二：第一，于实用丝毫无补;第二，可以随意说去，一点也不着实际。况且我们是人，我们有人性。用人性去观察世界，所见的所得的自然免不了一层人性的彩色，犹之乎戴上蓝眼镜看东西，没有一件不是蓝的。纯粹的客观是不可能的，因而“唯一的客体”、“唯一的真理”、“绝对”等等名词，不成话说了。知识是一种人的反映;实体是一种生物学上的概念;超过人性的理解是做梦来的。一切的科学都是应生物学上的自然要求而出;一切的知识都是满足人生的手段(Means);一切的行为，都是发挥人生的动机。意机主义战胜智慧主义了，人性主义战胜自然主义了。哲学上业已得了个最后的决战，世上一切设施，极受这决战的影响。我们要度德量力，不要做哲学上的复辟。

　　以上所说，都是极粗浅的道理，我原不必说。不过还有一般中国人高谈太极图循环等等，这类浅话，也不妨谈谈了。我们不要忘现代的哲学早已受过科学的洗礼(记者久想作这题目，只是时常生病，不能如愿。现在到了《新潮》第五号发稿的时候，只好勉强成这一篇，病中做文，自然不妥的地方很多。所有未尽的意思，唯有待至下卷里谈了。4月11日)。

　　(原载1919年5月1日《新潮》第一卷第五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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