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乔伊斯《致亨利·易卜生的书信》原文及赏析

　　1901年3月　都柏林费尔菲尔德皇台18号

　　尊敬的先生：

　　我写信给您以表达对您73岁华诞的祝贺，并和世界各地的人们一道向您表示良好的祝愿。您也许记得，您的新剧作《当我们死而复醒时》问世后不久，一家英国评论刊物——《双周评论》——上刊出一篇鉴赏文字，我就是它的署名作者。我知道您看过这篇文章，因为不久以后威廉·阿切尔先生写信给我，说他几天前收到您的一封来信，您在信中写道：“我读过了，或者毋宁说是啃完了詹姆斯·乔伊斯先生在《双周评论》上发表的一篇评论，该文非常和善，要是我通晓那种语言，我当为此而感谢作者。”(您也知道，我对您的语言也不甚精通，然而我相信，您是能够弄清我的意思的。)①得知此事后，我深受感动，当时那种心情，简直难以向您表达。我是一个小青年，也许告诉您那种诚惶诚恐的心绪会使您忍俊不禁。然而我相信，如果您回顾一下您当初像我现在一样在上大学，要是您回味一下您当初得到一个像我崇敬您那样的您所崇敬的名人的赞语对您意味着什么，您就会理解我的心情。我唯一感到遗憾的是，映入您眼帘的仅仅是一篇幼稚的急就文字，而不是一篇值得您夸奖的佳作;也许文中没有什么信口雌黄、愚陋不堪的成分，不过说老实话，我再也无话可说了。您的大作让一些毛头小子任意摆弄，也许使您不快;不过我确信： 您宁肯听孟浪唐突之言，也不愿读那种毫无生气、“斯斯文文”、似是而非的怪论。

　　我再能说些什么呢?我不顾一切地宣传您，使您名震全校，原先人们对您的名字即便不是一无所知，也只是略有所闻。我已经提出了您在戏剧史上的正确地位。我表明了我所认为的您的出类拔萃之处——您那崇高而客观的力量。您的次要的特长——您的讽刺，您的技巧与管弦乐般的和谐——凡此种种，我也一一指了出来。不要以为我是个英雄崇拜者——我并非如此。当我在辩论会之类的场合说到您时，我决不哗众取宠。

　　然而我们总是把最珍贵的东西留给自己。我没有给他们讲是什么把我紧紧地跟您捆在了一起。我没有讲我在您生活中隐约发现的东西怎样成为我所看到的最有价值的东西，没有讲您的战斗怎样激励我——不是一目了然的有形的战斗，而是那些在您的脑海里进行并且获胜的战斗;没有讲您从生活中攫取秘密的坚定决心怎样给了我勇气;没有讲您怎样对艺术的规范、对朋友和习俗的公共标准漠然置之，而是根据自己内在的英雄本色行事。而这就是我现在写信要告诉您的。您在人间的工作接近尾声，您将趋于沉默。您的天色逐渐昏暗下来。许多人写到这一类问题，然而他们并不知道。您只不过开了一条路——虽然您在这条路上走到了力所能及的远处——通往《约翰·迦百利·博克曼》②的结局和它的精神真实——因为我认为您的近作独具匠心。然而，我相信那种更加高尚、神圣的启迪永世长存。

　　作为您为之辩护的年轻一代的一员，我向您致敬——不谦卑，因为我默默无闻，而您名满天下;不悲伤，因为您是一位老人，而我是一名青年;不冒昧，也不伤感——而是喜气洋洋、满怀希望、满怀爱心地向您祝贺。

　　忠诚于您的

　　詹姆斯·A. 乔伊斯

　　(蒲隆　译)

　　注释：

　　① 保存下来的只有该信的英文稿，乔伊斯曾把它译成丹麦-挪威语。

　　② 《约翰·迦百利·博克曼》： 易卜生于1896年发表的一部剧作，写的是形同死人的博克曼暮年的情景。

　　【赏析】

　　易卜生和乔伊斯具有颇具共同性的身世特点。两个人的国家，挪威和爱尔兰，都位于欧洲的边缘，国土面积也都比较小，且同样拥有悠久的文化传统，并始终致力于保存本土文化，抗拒外来文化的侵蚀和同化;两个人都出身富有，然而都遭遇了家道中落的尴尬;两个人都是在人生初期笃信宗教，到后来又都背叛了宗教信仰。这样身世经历颇为相像的两个人，因着身处不同国家、年龄差距悬殊等原因，几乎没有可能产生任何接触，却在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冥冥之中被安排了一场心灵的碰撞和交汇，并在刹那间绽放出耀眼的光芒。

　　本文即是两位文学大家的那次精神世界的沟通，一位年仅19岁的正在冉冉升起的文坛新星——詹姆斯·乔伊斯，致信给另一位年过7旬的享誉欧洲的文学大师——亨利·易卜生。乔伊斯非常喜欢读易卜生的作品，只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就将两个不同国别、不同年龄阶段、不同身份的陌生人联系到了一起。也正是这一次的通信往来，为又一位未来的文坛巨星的诞生筑就了重要的一级台阶。

　　1900年，当年轻的乔伊斯还在大学读书时，在英国文学杂志《双周评论》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易卜生的新剧作《当我们死而复醒时》的评论文章。当时，《易卜生全集》的最早的英译者，也是易卜生的朋友英国人威廉·阿切尔看到了乔伊斯的这篇文章，就在给易卜生的信中提及此事，可能还把那份《双周评论》也寄给了易卜生。在给阿切尔的回信中，易卜生表示他因不甚精通英文，于是请阿切尔代他转达对乔伊斯的谢意。阿切尔照办了。当乔伊斯听说这位大师对他如此赏识时，十分兴奋，深受鼓舞，从而坚定了他走上文学道路的决心。第二年，即1901年，乔伊斯先用英文拟了一封致易卜生的信稿，然后又自己译成“蹩脚的”挪威文，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篇文章。

　　一封书信，传达的是两种令人尊敬的人格。易卜生，作为已经享誉文坛多年的长者，当他听说一个不知名的青年评价自己的作品时，不仅没有表现出不屑、不快，反而对这篇连年轻的作者自己都感到幼稚、粗糙的文字毫不吝惜地给予了赞赏，并请人转达自己的谢意。诚如乔伊斯所写，这样的举措实在令他“诚惶诚恐”，“要是您回味一下您当初得到一个像我崇敬您那样的您所崇敬的名人的赞语对您意味着什么，您就会理解我的心情”。乔伊斯，一个初出茅庐的毛头小子竟敢对著名文学大师的作品品头论足，并公开发表在杂志上，其勇气和能力均可见一斑。同时，在他的这封回信中，还可以读出他不卑不亢的态度、不凡的气质和充足的自信：“您的大作让一些毛头小子任意摆弄，也许使您不快;不过我确信： 您宁肯听孟浪唐突之言，也不愿读那种毫无生气、‘斯斯文文’、似是而非的怪论”;“作为您为之辩护的年轻一代的一员，我向您致敬——不谦卑，因为我默默无闻，而您名满天下;不悲伤，因为您是一位老人，而我是一名青年;不冒昧，也不伤感——而是喜气洋洋、满怀希望、满怀爱心地向您祝贺。”

　　(石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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