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圣陶《潘先生在难中》原文及赏析

　　一

　　车站里挤满了人，各有各的心事，都现出异样的神色。脚夫的两手插在号衣的口袋里，睡着一般地站着;他们知道可以得到特别收入的时间距离得还远，也犯不着老早放出精神来。空气沉闷得很，人们略微感到呼吸受压迫，大概快要下雨了。电灯亮了一会了，仿佛比平时昏黄一点，望去好像一切的人物都在雾里梦里。

　　揭示处的黑漆板上标明西来的快车须迟到四点钟。这个报告在几点钟以前早就教人家看熟了，现在便同风化了的戏单一样，没有一个人再望它一眼。像这种报告，在这一个礼拜里，几乎每天每趟的行车都有：大家也习以为当然了。

　　不知几多人心系着的来车居然到了，闷闷的一个车站就一变而为扰扰的境界。来客的安心，候客者的快意，以及脚夫的小小发财，我们且都不提。单讲一位从让里来的潘先生。他当火车没有驶进站场之先，早已安排得十分周妥：他领头，右手提着个黑漆皮包，左手牵着个七岁的孩子;七岁的孩子牵着他的哥哥(今年九岁);哥哥又牵着他的母亲。潘先生说人多照顾不齐，这么牵着，首尾一气，犹如一条蛇，什么地方都好钻了。他又屡次叮嘱，教大家握得紧紧，切勿放手;尚恐大家万一忘了，又屡次摇荡他的左手，意思是教把这警告打电报似地一站一站递过去。

　　首尾一气诚然不错，可是也不能全乎没有弊病。火车将停时，所有的客人和东西都要涌向车门，潘先生一家的那条蛇就有点“尾大不掉”了。他用黑漆皮包做前锋，胸腹部用力向前抵，居然进展到距车门只两个窗洞的地位。但是他的七岁的孩子还在距车门四个窗洞的地方，被挤在好些客人和座椅之间，一动不能动;两臂一前一后，伸得很长，前后的牵引力都很大，似乎快要把臂膀拉了去的样子。他急得直喊：“啊!我的臂膀!我的臂膀!”

　　一些客人听见了带哭的喊声，方才知道腰下挤着个孩子;留心一看，见他们四个人一串，手联手牵着。一个客人呵斥道：“赶快放手;要不然，把孩子拉做两半了!”

　　“怎么的，孩子不抱在手里!”又一个客人用鄙夷的声气自语，一方面他仍注意在攫得向前行进的机会。

　　“不，”潘先生心想他们的话不对的，牵着自有牵着的妙用;再一转念，妙用岂是人人能够了解的，向他们辩白，也不过徒劳唇舌，不如省些精神罢：就把以下的话咽了下去。而七岁的孩子还是“臂膀!臂膀!”喊着，潘先生前进后退都没有希望，只得自己失约，先放了手，随即惊惶地发命令道：“你们看着我!你们看着我!”

　　车轮一顿，在轨道上站定了;车门里弹出去似地跳下了许多人。潘先生觉得前头松动了些;但是后面的力量突然增加，他的脚做不得一点主，只得向前推移;要回转头来招呼自己的队伍，也不得自由，于是对着前面的人的后脑叫喊：“你们跟着我!你们跟着我!”

　　他居然从车门里被弹出来了。旋转身子一看，后面没有他的儿子同夫人。心知他们还挤在车中，守住车门老等总是稳当的办法。又下来了百多人，方才看见脚踏上人丛中现出七岁的孩子的上半身，承着电灯光，面目作哭泣的形相。他走前去，几次被跳下来的客人冲回，才用左臂把孩子抱了下来。再等了一会，潘师母同九岁的孩子也下来了;她吁吁地呼着气，连喊：“哎唷，哎唷”，凄然的眼光相着潘先生的脸，似乎要求抚慰的孩子。

　　潘先生到底镇定，看见自己的队伍全下来了，重又发命令道：“我们仍旧像刚才一样联起来。你们看月台上的人这么多，收票处又挤得厉害，要不是联着，就要走散了!”

　　七岁的孩子觉得害怕，拦住他的膝头说：“爸爸，抱。”

　　“没用的东西!”潘先生颇有点愤怒，但随即耐住，蹲下身子把孩子抱了起来。同时关照大的孩子拉着他的长衫的后幅，一手要紧紧牵着母亲，因为他自己两只手都不空了。

　　潘师母从来不曾受过这样的困累，好容易下了车，却还有可怕的拥挤在前头，不禁发怨道：“早知道这样子，宁可死在家里，再也不要逃难了!”

　　“悔什么!”潘先生一半发气，一半又觉得怜惜。“到了这里，懊悔也是没用。并且，性命到底安全了。走罢，当心脚下。”于是四个一串向人丛中蹒跚地移过去。

　　一阵的拥挤，潘先生像在梦里似的，出了收票处的隘口。他仿佛急流里的一滴水滴，没有回旋转侧的余地，只有顺着大众的势，脚不点地地走。一会儿，已经出了车站的铁栅栏，跨过了电车轨道，来到水门汀的人行道上。慌忙地回转身来，只见数不清的给电灯光耀得发白的面孔以及数不清的提箱与包裹，一齐向自己这边涌来，忽然觉得长衫后幅上的小手没有了，不知什么时候放了的;心头怅惘到不可言说，只是无意识地把身子乱转。转了几回，一丝影踪也没有。家破人亡之感立时袭进他的心，禁不住渗出两滴眼泪来，望出去电灯人形都有点模糊了。

　　幸而抱着的孩子眼光敏锐，他瞥见母亲的疏疏的额发，便认识了，举起手来指点道：“妈妈，那边。”

　　潘先生一喜;但是还有点不大相信，眼睛凑近孩子的衣衫擦了擦，然后望去。搜寻了一会，果然看见他的夫人呆鼠一般在人丛中瞎撞，前面护着那大的孩子，他们还没跨过电车轨道呢。他便向前迎上去，连喊着“阿大”，把他们引到刚才站定的人行道上。于是放下手中的孩子，舒畅地吐一口气，一手抹着脸上的汗说：“现在好了!”的确好了，只要跨出那一道铁栅栏，就有人保险，什么兵火焚掠都遭逢不到;而已经散失的一妻一子，又幸运得很，一寻即着：岂不是四条性命，一个皮包，都从毁灭和危难之中捡了回来么?岂不是“现在好了”?

　　“黄包车!”潘先生很入调地喊。

　　车夫们听见了，一齐拉着车围拢来，问他到什么地方。

　　他昂起一点头，似乎增加了好几分威严，伸出两个指头扬着说：“只消两辆!两辆!”他想了一想，继续说：“十个铜子，四马路，去的就去!”这分明表示他是个“老上海”。

　　辩论了好一会，终于讲定十二个铜子一辆。潘师母带着大的孩子坐一辆，潘先生带着小的孩子同黑漆皮包坐一辆。

　　车夫刚要拔脚前奔，一个背枪的印度巡捕一条胳臂在前面一横，只得缩住了。小的孩子看这个人的形相可怕，不由得回过脸来，贴着父亲的胸际。

　　潘先生领悟了，连忙解释道：“不要害怕，那就是印度巡捕，你看他的红包头。我们因为本地没有他，所以要逃到这里来;他背着枪保护我们。他的胡子很好玩的，你可以看一看，同罗汉的胡子一个样子。”

　　孩子总觉得怕，便是同罗汉一样的胡子也不想看。直到听见当当的声音，才从侧边斜睨过去，只见很亮很亮的一个房间一闪就过去了;那边一家家都是花花灿灿的，都点得亮亮的，他于是不再贴着父亲的胸际。

　　到了四马路，一连问了八九家旅馆，都大大的写着“客满”的牌子;而且一望而知情商也没用，因为客堂里都搭起床铺，可知确实是住满了。最后到一家也标着“客满”，但是一个伙计懒懒地开口道：“找房间么?”

　　“是找房间，这里还有么?”一缕安慰的心直透潘先生的周身，仿佛到了家似的。

　　“有是有一间，客人刚刚搬走，他自己租了房子了。你先生若是迟来一刻，说不定就没有了。”

　　“那一间就归我们住好了。”他放了小的孩子，回身去扶下夫人同大的孩子来，说：“我们总算运气好，居然有房间住了!”随即付车钱，慷慨地照原价加上一个铜子;他相信运气好的时候多给人一些好处，以后好运气会连续而来的。但是车夫偏不知足，说跟着他们回来回去走了这多时，非加上五个铜子不可。结果旅馆里的伙计出来调停，潘先生又多破费了四个铜子。

　　这房间就在楼下，有一个床，一盏电灯，一张桌子，两把椅子，此外就只有烟雾一般的一房间的空气了。潘先生一家跟着茶房走进去时，立刻闻到刺鼻的油腥味，中间又混着阵阵的尿臭。潘先生不快地自语道：“讨厌的气味!”随即听见隔壁有食料投下油锅的声音，才知道原是一间厨房。再一想时，气味虽讨厌，究比吃枪子睡露天好多了;也就觉得没有什么，舒舒泰泰在一把椅子上坐下。

　　“用晚饭吧?”茶房放下皮包回头问。

　　“我要吃火腿汤淘饭，”小的孩子咬着指头说。

　　潘师母马上对他看个白眼，凛然说：“火腿汤淘饭!是逃难呢，有得吃就好了。还要这样那样点戏!”

　　大的孩子也不知道看看风色，央着潘先生说：“今天到上海了，你给我吃大菜。”

　　潘师母竟然发怒了，她回头呵斥道：“你们都是没有心肝的，只配什么也没得吃，活活地饿……”

　　潘先生有点儿窘，却作没事的样子说：“小孩子懂得什么。”便吩咐茶房道：“我们在路上吃了东西了，现在只消来两客蛋炒饭。”

　　茶房似答非答地一点头就走，刚出房门，潘先生又把他喊回来道：“带一斤绍兴，一毛钱熏鱼来。”

　　茶房的脚声听不见了，潘先生舒快地对潘师母道：“这一刻该得乐一乐，喝一杯了。你想，从兵祸凶险的地方，来到这绝无其事的境界，第一件可乐。刚才你们忽然离开了我，找了半天找不见，真把我急死了;倒是阿二乖觉(他说羞，把阿二拖在身边，一手轻轻地拍着)，他一眼便看见了你，于是我迎上来，这是第二件可乐。乐哉乐哉，陶陶酌一杯。”他作举杯就口的样子，迷迷地笑着。

　　潘师母不做声，她正想着家里呢。细软的虽然已经带在皮包里，寄到教堂里去了，但是留下的东西究竟还不少。不知王妈到底可靠不可靠;又不知隔壁那家穷人家知道不知道他们一家都出来了，只剩个王妈在家里看守;又不知王妈睡觉时，会不会忘记关上一扇门或是一扇窗。她又想起院子里的三只母鸡，没完工的阿二的裤子，厨房里的一碗白熝鸭……真同通了电一般，一刻之间，种种的事情都涌上心头，觉得异样地不舒服;便叹口气道：“不知弄到怎样呢!”

　　两个孩子都怀着失望的心情，茫昧地觉得这样的上海没有平时父亲嘴里的上海来得好玩而有味。

　　疏疏的雨点从窗外洒进来，潘先生站起来说：“果真下雨了，幸亏在这一刻下，”就把窗关上。突然看见原先给窗子掩没的旅客须知单，他便想起一件顶紧要的事情，一眼不眨地直望那单子。

　　“不折不扣，两块!”他惊讶地喊。回转头时，眼珠瞪视着潘师母，一段舌头从嘴里伸了出来。

　　二

　　第二天早上，走廊中茶房们正蜷在几条长凳上熟睡，狭得只有一条的天井上面很少有晨光透下来，几许房间里的电灯还是昏黄地亮着。但是潘先生夫妇两个已经在那里谈话了;两个孩子希望今天的上海或许比昨晚的好一点，也醒了一会了，只因父母教他们再睡一会，所以还躺在床上，彼此呵痒为戏。

　　“我说你一定不要回去，”潘师母焦心地说。“这报纸上的话，知道它靠得住靠不住的。既然千难万难地逃了出来，那有立刻又回去的道理!”

　　“料是我早先也料到的。顾局长的脾气就是一点不肯马虎。‘地方上又没有战事，学自然照常要开的’，这句话确然是他的声口。这个通信员我也认识，就是教育局里的职员，又那里会靠不住?回去是一定要回去的。”

　　“你要晓得，回去危险呢!”潘师母凄然地说。“说不定三天两天他们就会打到我们那地方去，你就是回去开学，有什么学生来念书?就是不打到我们那地方，将来教育局长怪你为什么不开学时，你也有话回答。你只要问他，到底性命要紧还是学堂要紧?他也是一条性命，想来决不会对你过不去。”

　　“你懂得什么!”潘先生颇怀着鄙薄的意思。“这种话只配躲在家里，伏在床角里，由你这种女人去说;你道我们也说得出口的么!你切不要拦阻我(这时候他已改用抚慰的声调)，回去是一定要回去的;但是包你没有一点危险，我自有保全自己的法子。而且(他自喜心思灵敏，微微笑着)，你不是很不放心家里的东西么?我回去了，就可以自己照看，你也能定心定意住在这里了。等到时局平定了，我马上来接你们回去。”

　　潘师母知道丈夫的回去是万无挽回的了。回去可以照看东西固然很好;但是风声这样紧，一去之后，犹如珠子抛在海里，谁保得定必能捞回来呢!生离死别的哀感涌上心头，她再不敢正眼看她的丈夫，眼泪早在眼角边偷偷地想跑出来了。她又立刻想起这个场面不大吉利，现在并没有什么不好的事情，怎么能凄惨地流起眼泪来。于是勉强忍住眼泪，聊作自慰的请求道：“那么你去看看情形，假如教育局长并没有照常开学这句话，要是还来得及，你就搭了今天下午的车来，不然，搭了明天的早车来。你要知道(她到底忍不住，一滴眼泪落在手背，立刻在衫子上擦去了)，我不放心呢!”

　　潘先生心里也着实有点烦乱，局长的意思照常开学，自己万无主张暂缓开学之理，回去当然是天经地义，但是又怎么放得下这里!看他夫人这样的依依之情，断然一走，未免太没有恩义。又况一个女人两个孩子都是很懦弱的，一无依傍，寄住在外边，怎能断言决没有意外?他这样想时，不禁深深地发恨：恨这人那人调兵遣将，预备作战，恨教育局长主张照常开学，又恨自己没有个已经成年，可以帮助一臂的儿子。

　　但是他究竟不比女人，他更从利害远近种种方面着想，觉得回去终于是天经地义。便把恼恨搁在一旁，脸上也不露一毫形色，顺着夫人的口气点头道：“假若打听明白局长并没有这意思，依你的话，就搭了下午的车来。”

　　两个孩子约略听得回去和再来的话，小的就伏在床沿作娇道：“我也要回去。”

　　“我同爸爸妈妈回去，剩下你独个儿住在这里，”大的孩子扮着鬼脸说。

　　小的听着，便迫紧喉咙叫喊，作啼哭的腔调，小手擦着眉眼的部分，但眼睛里实在没有眼泪。

　　“你们都跟着妈妈留在这里，”潘先生提高了声音说。“再不许胡闹了，好好儿起来等吃早饭吧。”说罢，又嘱咐了潘师母几句，径出雇车，赶往车站。

　　模糊地听得行人在那里说铁路已断火车不开的话，潘先生想：“火车如果不开，倒死了我的心，就是立刻免职也只得由他了。”同时又觉得这消息很使他失望;又想他要是运气好，未必会逢到这等失望的事，那么行人的话也未必可靠。欲决此疑，只希望车夫三步并作一步跑。

　　他的运气诚然不坏，赶到车站一看，并没有火车不开的通告;揭示处只标明夜车要迟四点钟才到，这时候还没到呢。买票处绝不拥挤，时时有一两个人前去买票。聚集在站中的人却不少，一半是候客的，一半是来看看的，也有带着照相器具的，专等夜车到时摄取车站拥挤的情形，好作《风云变幻史》的一页。行李房满满地堆着箱子铺盖，各色各样，几乎碰到铅皮的屋面。

　　他心中似乎很安慰，又似乎有点怅惘，顿了一顿，终于前去买了一张三等票，就走入车厢里坐着。晴明的阳光照得一车通亮，可是不嫌燠热;坐位很宽舒，勉强要躺躺也可以。他想：“这是难得逢到的。倘若心里没有事，真是一趟愉快的旅行呢。”

　　这趟车一路耽搁，听候军人的命令，等待兵车的通过。开到让里，已是下午三点过了。潘先生下了车，急忙赶到家，看见大门紧紧关着，心便一定，原来昨天再四叮嘱王妈的就是这一件。

　　扣了十几下，王妈方才把门开了。一见潘先生，出惊地说：“怎么，先生回来了!不用逃难了么?”

　　潘先生含糊回答了她;奔进里面四周一看，便开了房门的锁，直闯进去上下左右打量着。没有变更，一点没有变更，什么都同昨天一样。于是他吊起的半个心放下来了。还有半个心没放下，便又锁上房门，回身出门;吩咐王妈道：“你照旧好好把门关上了。”

　　王妈摸不清头绪，关了门进去只是思索。她想主人们一定就住在本地，恐怕她也要跟去，所以骗她说逃到上海去。“不然，怎么先生又回来了?奶奶同两个孩子不同来，又躲在什么地方呢?但是，他们为什么不让我跟去?这自然嫌人多了不好。——他们一定就住在那洋人的红房子里，那些兵都讲通的，打起仗来不打那红房子。——其实就是老实告诉我，要我跟去，我也不高兴去呢。我在这里一点也不怕;如果打仗打到这里来，反正我的老衣早就做好了。”她随即想起甥女儿送她的一双绣花鞋真好看，穿了那双鞋上西方，阎王一定另眼相看;于是她感到一种微妙的舒快，不再想主人究竟在那里的问题。

　　潘先生出门，就去访那当通信员的教育局职员，问他局长究竟有没有照常开学的意思。那人回答道：“怎么没有?他还说有一些教员只顾逃难，不顾职务，这就是表示教育的事业不配他们干的;乘此淘汰一下也是好处。”潘先生听了，仿佛觉得一凛;但又赞赏自己有主意，决定从上海回来到底是不错的。一口气奔到自己的学校里，提起笔来就起草送给学生家属的通告。通告中说兵乱虽然可虑，子弟的教育犹如布帛菽粟，是一天一刻不可废弃的，现在暑假期满，我校照常开学。从前欧洲大战的时候，人家天空里布着防御炸弹的网，下面学校里却依然在那里上课：这种非常的精神，我们应当不让他们专美于前。希望家长们能够体谅这一层意思，若无其事地依旧把子弟送来：这不仅是家庭和学校的益处，实也是地方和国家的荣誉。

　　他起好草稿，往复看了三遍，觉得再没有可以增损的，局长看见了，至少也得说一声“先得我心”。便得意地誉上蜡纸，又自己动手印刷了百多张，派校役向一个个学生家里送去。公事算是完毕了，开始想到私事：既要开学，上海是去不成了，他们母子三个住在旅馆里怎么挨得下去!但也没有办法，惟有教他们一切留意，安心住着。于是蘸着刚才的残墨写寄与夫人的信。

　　第二天，他从茶馆里得到确实的信息，铁路真个不通了!他心头突然一沉，似乎觉得最亲热的一妻两儿忽地乘风飘去，飘得很远，几乎至于渺茫。没精没采地踱到学校里，校役回报昨天的使命道：“昨天出去送通告，有二十多家关上了大门，打也打不开，只好从门缝里塞进去。有三十多家只有用人在家里，主人逃到上海去了，孩子当然跟了去，不一定几时才能回来念书。其余的都说知道了;有的又说性命还保不定安全，读书的事情再说罢。”

　　“哦，知道了。”潘先生并不留心在这些上边，更深的忧虑正萦绕在他的心头。抽完了一支烟卷以后，应走的路途决定了，便赶到红十字会分会的办事处。

　　他缴纳会费愿做会员;又宣称自己的学校房屋还宽敞，愿意作为妇女收容所，到万一的时候收容妇女。这是慈善的举措，当然受到热诚的欢迎，更兼潘先生本来是体面的大家知道的人物。办事处就给他红十字的旗子，好在学校门前挂起来;又给他红十字的徽章，标明他是红十字会的一员。

　　潘先生接旗子和徽章在手，像捧着救命的神符，心头起一种神秘的快慰。“现在什么都安全了!但是……”想到这里，便笑向办事处的职员道：“多给我一面旗，几个徽章罢，”他的理由是学校还有个侧门，也得挂一面旗，而徽章这东西不大，恐怕偶尔遗失了，不如多拿几个备在那里。

　　办事员同他说笑话，这东西又不好吃的，拿着玩也没有什么意思，多拿几个也只作一个会员，不如不要多拿罢。但是终于依他的话给了他。

　　两面红十字旗立刻在新秋的轻风中招展着;可是学校的侧门上并没有旗，原来移到潘先生家的大门上去了。一个红十字徽章早已缀上潘先生的衣襟，闪耀着慈善庄严的光，给与潘先生一种新的勇气。其余几个呢，重重包裹，藏在潘先生贴身小衫的一个口袋里。他想：“一个是她的，一个是阿大的，一个是阿二的。”虽然他们远处在那渺茫难接的上海，但是仿佛给他们加保了一重险，他们也就各各增加一种新的勇气。

　　三

　　碧庄地方两军开火了!

　　让里的人家很少有开门的，店铺自然更不用说，路上时时有兵士经过。他们快要开拔到前方去，觉得最高的权威附灵在自己身上，什么东西都不在眼里，只要高兴提起脚来踩，都可以踩做泥团踩做粉。这就来了拉夫的事情：恐怕被拉的人乘隙脱逃，便用长绳一个联一个拴着臂膀，几个弟兄在前，几个弟兄在后，一串一串牵着走。因此，大家对于出门这事都觉得危惧，万不得已时，也只从小巷僻路走，甚至佩着红十字徽章的如潘先生之辈，也不免怀着戒心，不敢大模大样地踱来踱去。于是让里的街道见得又清净又宽阔了。

　　上海的报纸好几天没来。本地的军事机关却常常有前方的战报公布出来，无非是些“敌军大败，我军进展若干里”的话。街头巷口贴出一张新鲜的战报时，也有些人慢慢聚集拢来，注目看着。但大家看罢以后依然不能定心，好似这布告背后还有许多的话没说出来，于是怅怅地各自散了，眉头照旧皱着。

　　这几天潘先生无聊极了。最难堪的，自然是妻儿远离，而且不通消息，而且似乎有永远难通的朕兆。次之便是自身的问题。“碧庄冲过来只一百多里路，这徽章虽说有用处，可是没有人写过笔据，万一没有用，又向谁去说话?——枪子炮弹劫掠放火都是真家伙，不是耍的，到底要多打听多走门路才行。”他于是这里那里探听前方的消息，只要这消息与外间传说的不同，便觉得真实的成分越多，即根据着盘算对于自身的利害。街上如其有一个人神色仓皇急忙行走时，他便突地一惊，以为这个人一定探得确实而又可怕的消息了;只因与他不相识，“什么!”一声就在喉际咽住了。

　　红十字会派人在前方办理救护的事情，常有人搭着兵车回来，要打听消息自然最可靠了。潘先生虽然是个会员，却不常到办事处去探听，以为这样就是对公众表示胆怯，很不好意思。然而红十字会究竟是可以得到真消息的机关，舍此他求未免有点傻，于是每天傍晚到姓吴的办事员家里打听去。姓吴的告诉他没有什么，或者说前方抵住在那里，他才透了口气回家。

　　这一天傍晚，潘先生又到姓吴的家里;等了好久，姓吴的才从外面走进来。

　　“没有什么吧?”潘先生急切地问。“照布告上说，昨天正向对方总攻击呢。”

　　“不行，”姓吴的忧愁地说;但随即咽住了，捻着唇边仅有的几根二三分长的髭须。

　　“什么!”潘先生心头突地跳起来，周身有一种拘牵不自由的感觉。

　　姓吴的悄悄地回答，似乎防着人家偷听了去的样子，“确实的消息，正安(距碧庄八里的一个镇)今天早上失守了!”

　　“啊!”潘先生发狂似地喊出来。顿了一顿，回身就走，一壁说道：“我回去了!”

　　路上的电灯似乎特别昏暗，背后又仿佛有人追赶着的样子，惴惴地，歪斜的急步赶到了家，叮嘱王妈道：“你关着门安睡好了，我今夜有事，不回来住了。”他看见衣橱里有一件绉纱的旧棉袍，当时没收拾在寄出去的箱子里，丢了也可惜;又有孩子的几件布夹衫，仔细看时还可以穿穿;又有潘师母的一条旧绸裙，她不一定舍得便不要它：便胡乱包在一起，提着出门。

　　“车!车!福星街红房子，一毛钱。”

　　“那里有一毛钱的?”车夫懒懒地说。“你看这几天路上有几辆车?不是拼死寻饭吃的，早就躲起来了。随你要不要，三毛钱。”

　　“就是三毛钱，”潘先生迎上去，跨上脚踏坐稳了，“你也得依着我，跑得快一点!”

　　“潘先生，你到哪里去?”一个姓黄的同业在途中瞥见了他，站定了问。

　　“哦，先生，到那边……”潘先生失措地回答，也不辨问他的是谁;忽然想起回答那人简直是多事，——车轮滚得绝快，那人决不会赶上来再问，——便缩住了。

　　红房子里早已住满了人，大都是十天以前就搬来的，儿啼人语，灯火这边那边亮着，颇有点热闹的气象。主人翁见面之后，说：“这里实在没有余屋了。但是先生的东西都寄在这里，也不好拒绝。刚才有几位匆忙地赶来，也因不好拒绝，权且把一间做厨房的厢房让他们安顿。现在去同他们商量，总可以多插你先生一个。”

　　“商量商量总可以，”潘先生到了家似地安慰，“何况在这样的时候。我也不预备睡觉，随便坐坐就得了。”

　　他提着包裹跨进厢房的当儿，以为自己受惊太厉害了，眼睛生了翳，因而引起错觉;但是闭一闭眼睛再睁开来时，所见依然如前。这靠窗坐着，在那里同对面的人谈话，上唇翘起两笔浓须的，不就是教育局长么?

　　他顿时踌躇起来，已跨进去的一只脚想要缩出来，又似乎不大好。那局长也望见了他，尴尬的脸上故作笑容说：“潘先生，你来了，进来坐坐。”主人翁听了，知道他们是相识的，转身自去。

　　“局长先在这里了。还方便吧，再容一个人?”

　　“我们只三个人，当然还可以容你。我们带着席子;好在天气不很凉，可以轮流躺着歇歇。”

　　潘先生觉得今晚上局长特别可亲，全不像平日那副庄严的神态，便忘形地直跨进去说：“那么不客气，就要陪三位先生过一夜了。”

　　这厢房不很宽阔。地上铺着一张席，一个戴眼镜的中年人坐在上面，略微有疲倦的神色，但绝无欲睡的意思。锅灶等东西贴着一壁。靠窗一排摆着三只凳子，局长坐一只，头发梳得很光的二十多岁的人，局长的表弟，坐一只，一只空着。那边的墙角有一只柳条箱，三个衣包，大概就是三位先生带来的。仅仅这些，房间里已没有空地了。电灯的光本来很弱，又蒙上了一层灰尘，照得房间里的人物都昏黯模糊。

　　潘先生也把衣包放在那边的墙角，与三位的东西合伙。回过来谦逊地坐上那只空凳子。局长给他介绍了自己的同伴，随说：“你也听到了正安的消息么?”

　　“是呀，正安。正安失守，碧庄未必靠得住呢。”

　　“大概这方面对于南路很疏忽，正安失守，便是明证。那方面从正安袭取碧庄是最便当的，说不定此刻已被他们得手了。要是这样，不堪设想!”

　　“要是这样，这里非糜烂不可!”

　　“但是，这方面的杜统帅不是庸碌无能的人，他是著名善于用兵的，大约见得到这一层，总有方法抵挡得住。也许就此反守为攻，势如破竹，直捣那方面的巢穴呢。”

　　“若能这样，战事便收场了，那就好了!——我们办学的就可以开起学来，照常进行。”

　　局长一听到办学，立刻感到自己的尊严，捻着浓须叹道：“别的不要讲，这一场战争，大大小小的学生吃亏不小呢!”他把坐在这间小厢房里的局促不舒的感觉忘了，仿佛堂皇地坐在教育局的办公室里。

　　坐在席上的中年人仰起头来含恨似地说：“那方面的朱统帅实在可恶!这方面打过去，他抵抗些什么，——他没有不终于吃败仗的。他若肯漂亮点儿让了，战事早就没有了。”

　　“他是傻子，”局长的表弟顺着说，“不到尽头不肯死心的。只是连累了我们，这当儿坐在这又暗又窄的房间里。”他带着玩笑的神气。

　　潘先生却想起远在上海的妻儿来了。他不知道他们可安好，不知道他们出了什么乱子没有，不知道他们此刻睡了不曾，抓既抓不到，想象也极模糊;因而想自己的被累要算最深重了，凄然望着窗外的小院子默不作声。

　　“不知道到底怎样呢!”他又转而想到那个可怕的消息以及意料所及的危险，不自主地吐露了这一句。

　　“难说，”局长表示富有经验的样子说，“用兵全在乎趁一个机，机是刻刻变化的，也许不为我们所料，此刻已……所以我们……”他对着中年人一笑。

　　中年人，局长的表弟同潘先生三个已经领会局长这一笑的意味;大家想坐在这地方总不至于有什么，也各安慰地一笑。

　　小院子里长满了草，是蚊虫同各种小虫的安适的国土。厢房里灯光亮着，虫子齐飞了进来。四位怀着惊恐的先生就够受用了;扑头扑面的全是那些小东西，蚊虫突然一针，痛得直跳起来。又时时停语侧耳，惶惶地听外边有没有枪声或人众的喧哗。睡眠当然是无望了，只实做了局长所说的轮流躺着歇歇。

　　下一天清晨，潘先生的眼球上添了几缕红丝;风吹过来，觉得身上很凉。他急欲知道外面的情形，独个儿闪出红房子的大门。路上同平时的早晨一样，街犬竖起了尾巴高兴地这头那头望，偶尔走过一两个睡眼惺忪的人。他走过去，转入另一条街，也不听见什么特别的风声。回想昨夜的匆忙情形，不禁心里好笑。但是再转一念，又觉得实在并无可笑，小心一点总比冒险好。

　　二十余天之后，战事停止了。大众点头自慰道：“这就好了;只要不打仗，什么都平安了!”但是潘先生还不大满意，铁路还没通，不能就把避居上海的妻儿接回来。信是来过两封了，但简略得很，比不看更教他想念。他又恨自己到底没有先见之明;不然，这一笔冤枉的逃难费可以省下，又免得几十天的孤单。

　　他知道教育局里一定要提到开学的事情了，便前去打听。跨进招待室，看见局里的几个职员在那里裁纸磨墨，像是办喜事的样子。

　　一个职员喊道：“巧得很，潘先生来了!你写得一手好颜字，这个差就请你当了吧。”

　　“这么大的字，非得潘先生写不可，”其余几个人附和着。

　　“写什么东西?我完全茫然。”

　　“我们这里正筹备欢迎杜统帅凯旋的事务。车站的两头要搭起四个彩牌坊，一头一对，让杜统帅的花车在中间通过。现在要写的就是牌坊上的几个字。”

　　“我那里配写这上边的字?”

　　“当仁不让，”“一致推举，”几个人一哄地说;笔杆便送到潘先生手里。

　　潘先生觉得这当儿很有点意味，接了笔便在墨盆里蘸墨汁。凝想一下，提起笔来在腊笺上一并排写“功高岳牧”四个大字。第二张写的是“威镇东南”。又写第三张，是“德隆恩溥”。——他写到“溥”字，仿佛看见许多影片，拉夫，开炮，烧房屋，奸妇人，菜色的男女，腐烂的死尸，在眼前一闪。

　　旁边看写字的一个人赞叹说：“这一句更见恳切。字也越来越好了。”

　　“看他对上一句什么，”又一个说。

　　1924,11,27.

　　〔注〕黄包车：是一种用人拉的车，又叫人力车，也叫洋车。印度巡捕：巡捕是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租界内设置的警察，印度巡捕即英国帝国主义雇用的印度籍警察。绍兴：这里指浙江绍兴出产的黄酒，也叫绍酒。颜字：指模仿唐代书法家颜真卿的字体而写的字。功高岳牧：岳牧即四岳十二州牧的合称。四岳旧说为尧、舜时的四方诸侯之长(事实上是四方部落的酋长);十二州牧，舜时把天下分十二州，一州之长称为牧。岳牧后来即用以指州府大吏。“功高岳牧”就是功劳高过所有行政长官的意思。这里是对军阀的谀词。德隆恩溥：恩德深厚、广大。这里是谀词。菜色：营养不良的脸色。

　　叶圣陶《潘先生在难中》赏析

　　《潘先生在难中》是叶圣陶先生短篇小说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优秀的现代文学作品之一。这篇小说写于1924年，写的是当时军阀混战中一个知识分子逃难的故事。主人公潘先生是距上海不远的让里地方的小学校长。在当地风声很紧的时候，他一家四口逃到了上海。但第二天，看到报上消息说当地教育局长主张照常开学的时候，他又匆匆地只身回到让里。结果，学是没有开成，而战争也并没有打到他的头上来。潘先生虚惊一场。这在当时是一个极普通的故事。但善于在平凡中发现意义的作者，却根据着生活中的这段平凡插曲，发挥了他的才能和想象，出色地、成功地创造了潘先生这样一个典型人物，至今对广大读者还保持着它的艺术魅力和教育意义。

　　潘先生是一个苟且偷安、逆来顺受的小市民型的知识分子。他是一个没有任何锐气、性格的棱角早被磨圆了的人，习惯于在现实面前低头，多方适应着环境。他没有什么思想，谈不上什么政治的、人生的见解，在他，这一切都消溶在旧社会的为人处世的原则之中了。他非常容易满足，平时只要能养家活口，就万事大吉;而在兵荒马乱、风云变幻的时候，最要紧的就是救出自己、保全自己。让里一旦紧急，他就逃之夭夭，携家眷同奔上海。但饭碗的重要也不亚于性命，“鱼”和“熊掌”也须兼顾;因此，风闻教育局长的主张，他又急于回家开学，以求两全。对他来说，帝国主义并不是军阀混战的支持者、幕后牵线人，倒是可以荫庇他和他家的性命的人。请看，他是如何带着特别的感情向儿子“介绍”上海租界的巡捕的：“不要害怕，那就是印度巡捕，你看他的红包头。我们因为本地没有他，所以要逃到这里来;他背着枪保护我们。他的胡子很好玩的，你可以看一看，同罗汉的胡子一个样子。”多么可爱的“罗汉胡子”呵，多么美妙的口吻!当他回到让里，他也绝没有忘记乞求当地“慈善机关”红十字会的保护。他摇身一变而为红十字会的会员。红十字的旗子和徽章，对他来说，不啻是“救命的神符”，是“闪耀着慈善庄严的光”的至宝。为了充分享受定心丸的妙味，他甚至不顾办事员的嘲笑，多要了一面旗和几枚徽章。在上司面前，他更是卑小的。教育局长“平日那副庄严的神态”，使他一看见就受惊非浅，以为是“眼睛生了翳，因而引起错觉”。而局长平日那种“一点不肯马虎”的脾气，在报上发表的“地方上又没有战事，学自然照常要开”的谈话，更使潘先生不敢在上海久留。只有在“潘先生觉得今晚上局长特别可亲”的时候，他才敢于“忘形地直跨进去”，和他们“三位先生”一起在红十字会的厢房里避难一夜。为了使局长赞一声“先得我心”，他不惜违背本性地拟写了词意恳切的发给学生家长的开学通告。说什么要以非常的精神在战火中坚持上课，诸如此类，显然他是“忘记”了刚才他还在逃难而怕得要死的处境了。这些都不奇怪。原来，租界、红十字会、上司，就是潘先生曾经自夸的“保全自己的法子”和门路。看起来，这一切是明白而且简单，他似乎必须在反动统治的缝隙里苟延残喘，在帝国主义的胯下谋求生存!而全部可恨可悲之处更在于：他非常地乐意于这种卑微的生存(如果允许他生存的话);他压根儿没有设想过别样的生存。不是吗?当地方上战事平复，他就“当仁不让”地题写起“功高岳牧，威镇东南”的牌坊匾额，欢迎杜“统帅”的凯旋。他没有拒绝最恶劣的歌功颂德，倒是觉得“很有点意味”，对那暂时保全了他的性命和饭碗的人相当感激。虽然有一两次他也隐隐感到那些使他妻离子散的人可恨，在他题写什么“德隆恩溥”的时候，也“仿佛看见许多影片，拉夫，开炮，烧房屋，奸妇人，菜色的男女，腐烂的死尸”，但这些只是“在眼前一闪”而已。既然潘先生自己连同他的夫人、孩子都活了下来，而且是托那些“统帅”、“局长”、“巡捕”的“福”才活了下来的，那么他，潘先生，还有什么必要去过问此外的事呢?在他，也不会想到此外的事。苟且偷安委曲求全不是他唯一的思虑，“有奶便是娘”岂不正是他的哲学么?至于这是什么样的“安”、“全”，出于谁，为什么，而又是谁使他受难(不就是他眼前的“恩”人么?)，潘先生是不可能而且是不愿意多知道的。

　　在我们面前展开的是一幅轮廓逼肖、色彩鲜明的讽刺画。我们的主人公潘先生——这位名副其实的、不但在地位上不高特别是在精神上显得十分卑琐的小人物，占据着喜剧的中心地位。他一出场就吸引了我们，而作者首先是让我们从视觉上去接触和把握他的。请看，在火车到达目的地之前，“他领头，右手提着个黑漆皮包，左手牵着个七岁的孩子;七岁的孩子牵着他的哥哥(今年九岁);哥哥又牵着他的母亲”，“大家握得紧紧的”，“首尾一气，犹如一条蛇”。火车将停时，他一面“用黑漆皮包做前锋，胸腹部用力向前抵”，在车厢中开路;一面照顾他的挤散了的队伍，头又回不过来，于是只得对着前面的人的后脑叫喊：“你们跟着我!你们跟着我!”这个惊惶失措、争先恐后的小市民的神态已经活现纸上。但作者并不停留于潘先生的外表的肖像的描写。他继续把我们带进了人物的内心世界。

　　作者着重地刻画了潘先生的丰富的情绪变化和易于满足的精神特征。潘先生的确是个感觉“敏锐”、情绪“丰富”的人，一支灵敏的政治气温的寒暑表。像一个灰色的小动物，他本能地保护着自己(灰色本身就是一种保护色)，迅速地反应着外界的一切变化。有一点风吹草动，他就浑身不安;而譬如到上海后有了歇脚之地，他又是第一个打哈哈“陶陶酌一杯”的。妻子在车站暂时挤散，他可以顿兴“家破人亡之感”，“禁不住渗出两滴眼泪来”;而一脚跨出收票口的铁栅栏，踏上租界，便乐从天降，连喊黄包车都“入调”得很了。他不断地惊惧、庆幸、恼怒、焦躁，不断地计较得失，因为自己心思的敏捷周到而洋洋得意，因为“冤枉的逃难费”和“几十天的孤单”又自恨缺乏先见之明。患得患失、时喜时忧是乱世中无助的小人物最常见的心态。整个情节，特别是潘先生的那些不愉快的情绪，向我们揭示了他的胆小如鼠、害怕变动的一面;这是他性格的重要一面。但尤其吸引我们注意的是他的愉快，他的得意，他的不寻常的甜蜜蜜的笑。我们看，他一拿到红十字的旗子和徽章，内心便升起“一种神秘的快慰”，获得一股“新的勇气”。一听到教育局职员的话，就自鸣得意，自我欣赏，觉得自己没有违拗局长的主张。尤其是进了上海的旅馆以后，虽然房间里空气像“烟雾一般”，有“刺鼻的油腥味，中间又混着阵阵的尿臭”，但已经足够使潘先生手舞足蹈，对妻子唱“乐哉乐哉”的快活歌了。他是多么善于自得其乐，又是多么容易心满意足呵!虽然在我们看来，他总是得意得太早，笑得不是时候，使人感到异样;但在潘先生，这正是他性格中更根本、更潜在的东西，他本来没有更深沉的东西。这里，潘先生的灵魂被透视得愈深，他就愈显得庸俗、浅薄。而这种庸俗浅薄，这种易于满足、随遇而安以及由此产生的一切侥幸心理，正是那个动荡不安、朝不保夕的社会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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