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第二十一章 六百年郁闷》原文欣赏

　　《第二十一章 六百年郁闷》原文欣赏

　　我早就发现，现代中国人对古代文化的继承，主要集中在明清两代。这件事一直让我很伤心。

　　这是因为，中华文化的格局和气度到了明清两代已经弱了、小了、散了、低了，难以收拾了。

　　也有不少人想收拾。甚至朝廷也有这个意思，一次次组织人马编大型辞书。但文化的基元是个体创造，与官方声势关系不大。通过个体创造把文化收拾成真正大格局的，在明清两代六百多年间，我看也就是王阳明和曹雪芹两人。

　　其他人物和作品，近距离看看还可以，如果放长远了看，或者放到国际上看，就不容易显现出来了。

　　怎么会这样呢?

　　这与社会气氛有关。气压总是那么低，湿度总是那么高，天光总是那么暗，世情总是那么悬，禁令总是那么多，冷眼总是那么密，连最美好的事物也总是以沉闷为背景，结果也都有点变态了。

　　造成这样的社会气氛，起点是朱元璋开始实施的文化专制主义。

　　二

　　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不一样，朱元璋的文化专制主义是一种系统的设计、严密的包围、整体的渗透、长久的绵延。

　　由草根起家而夺取了全国政权，朱元璋显然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他按照自己的政治逻辑汲取了宋朝和元朝灭亡的教训，废除宰相制度，独裁全国行政，滥用暴力，大批诛杀功臣，强化社会管制，实行特务政治。这么一来，国家似乎被严格地掌控起来了，而社会气氛如何，则可想而知。

　　不仅如此，他还直接问津文化。他在夺权战争中深知人才的重要，又深知掌权后的治国更需要文官。他发现以前从科举考试选出来的文官问题很大，因此经过多年设计，他为科举考试制定了一个严格的制度。那就是文官必出自科举，考生必出自学校，考题必出自“四书五经”，阐述必排除己见，文体必符合八股，殿试必掌控于皇帝。这么一来，皇帝和朝廷，不仅是政治权力的终端，也是学位考试的终端，更是全国一切文化行为和教育事业的终端。

　　这一套制度，乍一看没有多少血腥气，却把中华文化全盘捏塑成了一个纯粹的朝廷工具、皇家仆役，几乎不留任何空隙。

　　当文化本身被奴役，遭受悲剧的就不是某些文人，而是全体文人了。因为他们存身的家园被围上了高墙，被统一了话语，被划定了路线，被锁定了出口。时间一长，他们由狂躁、愤怒而渐渐适应，大多也循规蹈矩地进入了这种“文化—官僚系统”。也有一些人会感到苦闷，发发牢骚。尽管这些苦闷和牢骚有时也能转化为不错的思想和作品，但无可讳言，中国文人的集体人格已经从根子上被改造。

　　与此同时，朱元璋对于少数不愿意进入“文化—官僚系统”的文人，不惜杀一儆百。例如，有的文人拒绝出来做官，甚至为此而自残肢体。朱元璋听说后，就把他们全杀了。更荒唐的是，他自己因文化程度很低而政治敏感极高，以匪夷所思的想象力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的文字狱，使中华文化从最高点上笼罩在巨大的恐怖气氛之下。

　　文字狱的受害者，常常不是反抗者，而是奉承者。这个现象好像很奇怪，其实很深刻。奉承，未必被接受;受迫者，也未必能够证明反抗过。这中间没有等号，不能进行直接推理。

　　例如，有人奉承朱元璋是“天生圣人，为世作则”，他居然看出来，“生”是暗指“僧”，骂他做过和尚，“作则”是骂他“做贼”。又如，有人歌颂他是“体干法坤，藻饰太平”，他居然看出来，“法坤”是暗指“发髡”，讽刺他曾经剃发，而“藻饰太平”则是“早失太平”。这样的例子还能举出很多，那些原来想歌功颂德的文人当然也都逃不脱残酷的死刑。这些人的下场尚且如此，稍有一点不同见解的文人当然更不在话下了。这样的例子还能举出很多。

　　恐怖培养奴才，当奴才也被诛杀，那一定是因为有了鹰犬。

　　据我判断，一个极权帝王要从密密层层的文翰堆里发现哪一个字有暗指，多数不是出于自己的披阅，而是出于鹰犬的告密。例如前面所说的由“法坤”而联想到“发髡”，就明显地暴露出那些腐朽文人咬文嚼字的痕迹，而不太符合朱元璋这么一个人的文字感应。

　　文化鹰犬与朱元璋的特务政治密切呼应。当文化鹰犬成为一个永恒的职业，文字狱自然得以延续，而恐怖也就大踏步走向了荒诞。荒诞的恐怖是一种无逻辑的恐怖，而无逻辑的恐怖正是世间最严重的恐怖。

　　恐怖对于文明和文化的残害，是一切没有经过恐怖的人难以体会的。在恐怖中，最后连最高统治者本人也可能弄假成真，他也感受到了恐怖，也就是那种似乎人人都想夺其位篡其权的恐怖。只有一种人轻松自由，那就是那些文化鹰犬。他们没有个人履历，没有固定主子，更没有固定立场，也没有固定话语，永远随着当下需要不断地告密、揭发。他们的告密、揭发常常很难被人理解，因此又充当了分析批判、上纲上线的角色。

　　这种角色兴于明代，盛于清代。在近代的兵荒马乱间功用不大，成为一个芜杂的存在，而到了“文革”时期又大行其道。直到今天，坊间还能看到少数孑遗，只不过早就更换了立场和话语罢了。若要排排他们的传代系列，一直可追溯到朱元璋所培养的鹰犬队伍，这是中国文化的负面特产。

　　朱元璋在发展经济、利益民生、保境安民等方面做了很多好事，不失为中国历史上一个有能力、有作为的皇帝;但在文化上，他用力的方向主要是负面的，留下的遗产也主要是负面的。

　　他以高压专制所造成的文化心理气氛，剥夺了精英思维，剥夺了生命尊严，剥夺了原创激情，后果非常严重。例如，连科学技术也难于发展了。明代建立之初，中国的科技还领先世界，但终于落后了，这个转折就在明代。现在越来越多的智者已经认识到，文化气氛能够左右社会发展，对此我能够提供的最雄辩的例子，就是明代。

　　到了清代，文字狱变本加厉，又加上了满族统治者威胁汉族知识分子的一个个所谓“科场案”，文化气氛更加狞厉。一个庞大国家的文化灵魂如果长期处于哆哆嗦嗦、趋炎附势的状态中，那么，它的气数必然日渐衰微。鸦片战争以后的一系列惨败便是一种必然结果。

　　三

　　由朱元璋开始实施的文化专制主义，以儒学为工具，尤其以朱熹的理学为旗帜。看上去，这是大大地弘扬了儒学，实际上，却是让儒学产生了严重的质变。因为这样一来，一种优秀的文化被迫与专制暴虐联系在一起了，让它呈现出一种恃强凌弱、仗势欺人的霸气。其实，这并不是儒学的本来面目。

　　在朱元璋之后，明成祖朱棣更是组织人力编辑《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并严格规定，在科举考试中，《四书》必依朱熹注释，《五经》必依宋儒注释，否则就算是异端。你看，连注释都规定死了。不仅如此，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又把宋儒所设计的一整套行为规范如“三纲五常”之类也推到极端，造成很多极不人道的悲剧。

　　朱棣在如此推崇儒学的同时，又以更大的心力推行宦官政治和特务政治，如臭名昭著的东厂。这也容易让儒学沾染到一些不好的味道。

　　由此，产生了两方面的历史误会。

　　一方面，后代改革家出于对明清时期极权主义的愤怒，很自然地迁怒于儒学，甚至迁怒于孔子本人。面对“礼教吃人”的现实，提出要“打倒孔家店”。五四时期就出现过这种情况。

　　另一方面，不少人在捍卫、复兴儒学的时候，也不知细致分析，喜欢把它在明清时期被禁锢化、条规化的不良形态进行装潢，强迫青少年背诵、抄写、模拟，营造出一种悖世的伪古典梦境。直到今天，不断掀起的“国学热”中，仍然有这个毛病。

　　总之，不管人们如何褒贬儒学，直接着眼的往往是它的晚近面貌，也就是明清时代的面貌。

　　其实，早在明代中期，儒学因朝廷过度尊崇而走向保守和陈腐的事实已经充分暴露，于是出现了王阳明的“心学”。如果在明代前期，“心学”不可能问世。但是经过一个世纪的折腾，社会危机和精神危机越来越严重，而最高统治者也不再有朱元璋、朱棣那样的强势，朝廷已经处处捉襟见肘。在这种情况下，一位笃信儒学，只是要对儒学做一些不同于朱熹的解释，同时又是一位帮着朝廷有效处理社会矛盾的将军学者，就有了思考空间。

　　王阳明认为，知和行是同一件事，目标是“致良知”，也就是通过个人修养挖掘出人之为人的天赋道德。这种天赋道德也就是天理，因此心和理也就成了同一件事。这种理论，洗去了朱熹理学外加的庞大规范结构，让一切规范都出自于内心，出自于本真。这就大大强化了儒学历来比较薄弱的内在心理依据，凸显了其间的善良根基，弘扬了“知善知恶”、“为善去恶”的文化责任。而且，他的理论表述始终保持着很高的哲学品位，果断、严密、平易、优雅，实在是明代文化浊雾中的亮丽一笔。

　　王阳明是晋代书法家王羲之的嫡传远孙。这不禁让人会心一笑：王羲之的这一笔，实在拖延得相当漂亮。

　　王阳明写字也学他的远祖笔意。我曾为计文渊先生编的《王阳明书法集》写过序言，但有一点内心嘀咕却没有写到序言中去，那就是：他那么会打仗，为什么在笔力上却比他的远祖柔弱得多?相反，他的远祖虽然顶着一个军事名号，多少年来一直被叫做“右军”、“右军”的，却毫无军事才能方面的佐证，只是强大在笔墨间。难道，这是一种拖欠了一千多年的双向戏谑和双向补偿?

　　明朝是在王阳明去世一百一十五年之后灭亡的。又过了八十年，已是清朝康熙年间，一些知识分子反思明朝灭亡的教训，把目光集中到高层文化人的生态和心态之上，重新发现了王阳明的价值。当时的朝廷知识分子李光地说，如果早一点有王阳明，不仅朱棣的“靖难之役”成不了，而且岳飞也不会被“十二道金牌”召回。王阳明这样的“一代贤豪”有胆略、有智慧、有执行力，在绝大多数高层文化人中显得孤峰独傲。

　　那么，明代的绝大多数高层文化人是什么样的呢?李光地以最有气节的方孝孺作为分析对象。方孝孺一直被世人看做是旷世贤达、国家智囊，但当危机发生，要他筹谋，只见每一步都错。大家这才发现他才广意高、好说大话，完全无法面对实情;但发现时已经来不及了，他所拥戴的朝廷和他自己顷刻一起败亡。

　　明代高层文化人的生态，被概括为一副对联：“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也就是大家都在无聊中等死，希望在一死之间表现出自己是个忠臣、是个英烈。平时即便不袖手旁观，最关心的也是朝廷里边人事争逐的一些细节，而且最愿意为这些细节没完没了地辩论。有时好像也有直言抗上的勇气，但直言的内容、抗上的理由，往往琐碎得不值一提，甚至比皇帝还要迂腐昏聩。

　　笔锋犀利的清初学者傅山更是尖锐指出，这种喜欢高谈阔论又毫无用处的文化人恰恰是长久以来养成的奴性的产物，因此只能称之为“奴儒”。他说，“奴儒”的特点是身陷沟渠而自以为大，只靠前人一句半句注释而自称“有本之学”;见了世间事物无所感觉，平日只讲大话空话，一见别人有所作为便用各种大帽子予以扼杀。傅山实在恨透了这么一大帮子人，不禁破口大骂，说他们是咬啮别人脚后跟的货色。

　　相比之下，更深刻的是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唐甄这些文化思想家。他们不约而同地看出了中华文明种种祸害的最终根源是专制君主，是那些“独夫”，因此号召文化人把人人应该尽责的“天下”与一家一姓的王朝严格区别开来，不要混淆。一家一姓的兴亡，只是私事;天下民众的生死，才是公事。

　　这一些思想，是对明朝以来实行的极权统治和文化专制的否定。可惜的是，清朝并没有听他们的，比明朝有过之而无不及。而这些文化思想家自身也想不出自己还能做什么。

　　这些文化思想家同样系统地反思了中国儒家知识分子的集体病症。黄宗羲说，儒家学说本来是经天纬地的，后世儒者却只拿着一些语录做一些问答，就顶着一个虚名出来欺世了。他们把做生意的人说成是“聚敛”，把做实务的人说成是“粗材”，把随兴读点书、写点文章的人说成是“玩物丧志”，把关注政事的人说成是“俗吏”。那他们自己呢?一直以什么“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这类高调掌控天下视听。但是，一旦真的有事要他们报效国家，他们则“懵然张口，如坐云雾”。这样的情况一再发生，给世人造成一个明确的印象，那就是，真正要建功立业必须走别的门路，与儒者无关。

　　这又一次触及了儒学在明末清初时的社会形象。

　　与李光地不一样，这些文化思想家对朱熹、王阳明也有很多批评，认为他们的学说耗费了很多人的精力，却无救于社会弊病。因此他们希望中国文化能够摆脱空泛，增加“经世实学”的成分。

　　遗憾的是，究竟是什么样的“经世实学”，他们也不清楚。他们像一群只会把脉却不会配药的医生，因此内心最为郁闷。

　　四

　　本来，明代有过一些大呼大吸，是足以释放郁闷的。例如，十五世纪初期的郑和下西洋，十六世纪晚期的欧洲传教士利玛窦来华。这样的事情，本来有可能改变中华文明的素质，进一步走向强健，但中华文明的传统力量太强硬了，它终于以农耕文明加游牧文明的立场避过了海洋文明，也在半推半就的延宕中放过了欧洲文明。这种几乎是必然的选择，使明清两代陷于保守和落后的泥潭，严重地伤害了中华文明的生命力。

　　我曾经在郑和的出发地江苏浏河镇劳动过很久，又曾经在利玛窦的中国友人徐光启的墓地附近长期居住。每当傍晚徘徊，总是感慨万千。

　　我踢着江边的泥块想，郑和的起点本来有可能成为一段历史的起点。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我们的历史和我们自己都将会是另外一个面貌。但是，等郑和最后一次回来，这个码头也就封了。封住的当然不仅仅是码头，还有更多更多的东西，多得一时算不过来。

　　在徐光启墓地，我想得就更多了。十七世纪的第一个春天，徐光启在南京见到利玛窦，后来在北京两人成为密友，不仅一起翻译了《几何学原本》，而且徐光启成了天主教徒，利玛窦也更深入地了解了中国文化。他们的友谊使人想到，中华文明和欧洲文明本来也可以避开战争走一条和平之路的，却偏偏走了岔道。

　　鸦片战争后英国人和其他列强占据上海，惊讶地发现有一处居民一直过着天主教徒的生活，那便是徐光启后代聚居的徐家汇。于是，列强们也就在那里造教堂、办气象台和图书馆了。徐家汇成了中华文明和欧洲文明几度相遇的悲怆见证地，默默诉说着中国历史的另一种可能。

　　虽然事隔好几百年，我还是感到郁闷，由此可以推断当时的社会郁闷会达到什么程度。

　　五

　　比较有效地排解了郁闷的，倒是在民间。

　　明清两代的小说、戏剧都比较发达。严格说来，它们原先都是民间艺术。民间，给暮气沉沉的明清文坛带来了巨大的创造力。

　　几部小说，先是由几代民间说书艺人说出来的，后来经过文人加工，成为较完整的文本。这些说书艺人，在不经意间弥补了中国文化缺少早期史诗、缺少长篇叙事功能的不足。这是真正的大事，至于具体哪部小说的内容和形式如何，不重要。

　　中国文化长期以来缺少长篇叙事功能，而是强于抒情、强于散论、强于短篇叙事。这种审美偏仄历久不变，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心理结构。我们有时会用“写意风格”、“散点透视”、“拒绝沉陷”来赞扬，有时也免不了会用“片断逻辑”、“短程关照”、“即时抒发”来诟病。但是，这种几乎与生俱来的审美偏仄，居然在民间说书艺人那里获得了重大改变。

　　他们由于需要每天维系不同听众的兴趣，因此不得不切切实实地设置悬念、伸拓张力，并时时刻刻从现场反馈中进行调整。于是，他们在审美前沿快速地建立了长篇叙事功能。

　　从《三国演义》、《水浒传》到《西游记》，都是在做一种不自觉的文体试验。《三国演义》解决了长篇叙事的宏伟结构，顺便写出了几个让人不容易忘记的人物，如曹操、诸葛亮、周瑜。《水浒传》写人物就不是顺便的了，而是成了主要试验项目，一连串人物的命运深深地嵌入人们的记忆，使长篇叙事功能拥有了一个着力点。《西游记》的试验在前面两部作品的基础上大大放松，寻求一种寓言幽默，而呈现的方式，则是以固定少数几个易辨角色来面对不断拉动的近似场景，十分节俭。

　　这几种文体试验互不重复、步步推进，十分可喜，但在中国毕竟是一种草创，还无法要求它们在思想内容上有什么特别的亮点。

　　在创作状态上，这几部小说也有一个逐步提高的过程。相比之下，《三国演义》稚嫩一点，还紧捏着历史的拐杖松不开手。到《水浒传》，已经学会把人物性格当做拐杖了。只可惜，结构的力度只够上山，上了山就找不到一个响亮的结尾了。《西游记》更不在乎历史，活泼放任，缺点是重复太多，伸展的力量毕竟有限。

　　这些试验，竟然直接呼唤出了《红楼梦》，真是奇迹。中国文化不是刚刚拥有长篇叙事功能吗，怎么转眼间就完成了稀世杰作?

　　《红楼梦》是不应该与前面三部小说一起并列为“四大古典小说”的，因为这太不公平——不是对《红楼梦》不公平，而是对另外三部不公平。它们是通向顶峰途中的几个路标性的山头，从来也没有想过要与顶峰平起平坐，何苦硬要拉扯在一起?这就像把莎士比亚之前的三个剧作家与莎士比亚放在一起统称为“四大家”，把歌德之前的三个诗人与歌德放在一起统称为“四诗人”，显然会让那些人尴尬。

　　《红楼梦》的最大魅力，是全方位地探询人性美的存在状态和幻灭过程。

　　围绕着这个核心，又派生一系列重要的美学课题。例如：两个显然没有为婚姻生活做任何心理准备的男女，能投入最惊心动魄的恋爱吗?如果能，那么，婚姻和恋爱究竟哪一头是虚空的?如果都是，那么，比之于世事沧桑、盛极而衰，是否还有一种虚空值得缅怀?缅怀与出家是否抵牾?白茫茫雪地上的猩红袈裟是否还能留存红尘幻影?天地之间难道终究什么也不剩?

　　又如：一群谁也不安坏心的亲人，会把他们最疼爱的后辈推上绝路吗?一个连最小的污渍也有无数侍者擦拭着的家庭，会大踏步地走向无可挽救的悲剧吗?一个艳羡于任何一个细节的乡下老太太，会是这个豪宅的最后收拾者吗?一个最让人惊惧的美丽妇人，会走向一个让任何人都怜悯的结局吗?

　　于是，接下来的大问题是：任何人背后真有一个“太虚幻境”吗?在这个幻境中，人生是被肯定，还是被嘲弄、被诅咒、被祝祈?在幻境和人生之间，是否有“甄贾之别”、真假之分?……

　　凭着这些我随手写出的问题，可以明白，《红楼梦》实在是抵达了绝大多数艺术作品都很难抵达的有关天地人生的哲思层面。

　　难得的是，这种哲思全部走向了诗化。《红楼梦》中，不管是喜是悲、是俗是雅，全由诗情贯串。连里边的很多角色，都具有诗人的气质。

　　更难得的是，无论是哲思还是诗情，最终都渗透在最质感、最细腻、最生动、最传神的笔调之中，几乎让人误会成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甚至误会成是一部社会批判作品。幸好，对于真正懂艺术的人来说，不会产生这种误会。这就像北斗星的图形也有可能近似于村口泥路边七块石头的排列，那又怎么可能误会成一回事呢?

　　比现实主义的误会更离谱的，是历史主义的误会。

　　有不少《红楼梦》研究者喜欢从书中寻找与历史近似的点点滴滴，然后大做文章，甚至一做几十年。这是他们的自由联想，本也无可厚非。但是如果一定要断言这是作者曹雪芹的意图，那真要为曹雪芹抱屈了。作为这么一位大作家，怎么会如此无聊，成天在自己的天才作品中按钉子、塞小条、藏哑谜、挖暗井、埋地雷?在那些研究者笔下的这个曹雪芹，要讲历史又不敢讲，编点故事偷着讲，讲了谁也听不懂，等到几百年后才被几个人猜出来……这难道会是他?

　　不管怎么说，真正的曹雪芹实实在在地打破了明清两代的文化郁闷。

　　除了小说，明清两代的戏剧也有创造性的贡献。

　　戏剧又是中华文化的一大缺漏。在几大古文明早早地拥有过辉煌的戏剧时代又渐渐地走向衰落之后，中国的戏剧一直迟迟没有出现。这也与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有关，我在《中国戏剧史》一书中已有详细论述，此处就不重复了。需要提一下的是，从元代开始，这个缺漏被出色地填补了。

　　元代太短，明清两代继续这种填补，其实是在填补中国人长期没有觉醒的化身扮演意识和移情观赏欲望。明代的昆曲让中国的上层社会痴迷了一二百年，由此证明，集体文化心理确实已经被它推动。

　　明清两代的戏剧，一般都会提到《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这三出戏。这中间，汤显祖的《牡丹亭》无可置疑地居于第一，因为它在呼唤一种出入生死的至情，有整体意义，又令人感动。而其他两出，则太贴附于历史了。

　　清代中晚期，还是京剧为胜。与昆曲具有比较深厚的文学根基不同，京剧重在表演和唱功。我本人特别喜欢京剧老生的苍凉唱腔，这可能与我遥遥领受的那个时代的气氛有关。

　　六

　　对清代结束之后的近代和现代，实在一言难尽：文化信号很多，而文化实绩很少;文化激情很多，而文化理性很少;文化言论很多，而文化思考很少;文化名人很多，而文化巨匠很少;文化破坏很多，而文化创造很少。

　　兵荒马乱，国运维艰，文化的这种状态无可深责。但是，后来由于各种现实需要，总是把真相掩盖了、把成果夸大了。

　　远的不比，不妨以我们刚刚说过的明清两代作为衡量坐标来看一看，那么，大家不难发现，在近代和现代没有出现王阳明这样等级的哲学家，没有出现曹雪芹这样等级的小说家，没有出现汤显祖这样等级的戏剧家，也没有出现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这样等级的批评家。请注意，这还只是在与中国古代文化史上最郁闷的年代做比较。

　　我认为，中国近代以来在文化上最值得肯定的有两件事：一是破读了甲骨文，二是推广了白话文。

　　也许有人会说还有第三件事，那就是新思想的启蒙。这固然作用很大，开一代风气之先，但在文化的意义上只是“西学东渐”，就像当时开办西式学堂和西式医院一样，具有重要的移植意义，却不具备太多属于中华文化本体的创造意义。

　　破读甲骨文，确实不容易。我在《发现殷墟》一文中曾经详细地论述过，这是清代考据学派的功力，加上近代西方考古学的科学思维，再加上以王国维为代表的一批优秀学者的学术责任和杰出才情，熔铸而成的一个惊世文化成果。连孔子也无缘见到的甲骨文，却在几千年后被快速破读，随之商代被透析、《史记》被证实，这实在是中国现代文化人在学术能力上的一次大检阅。正是由于这种学术能力，中华文明又一次首尾相衔，构成一个充满力度的圆环结构。

　　推广白话文，更是意义重大。这是一个悠久文明为了面对现代、面对国际、面对民众，决心从技术层面上推陈出新的宣言。其间当然包含着严重的文化冲突，而站在革新一方的代表，本身也是传统文化的承担者，因此又必然隐伏着激烈的内心冲突。但是，出乎意料，这么大的事情居然也快速完成。由学者登高一呼，由作家写出实例，由出版家弘扬传播，在社会动荡的不良条件下，使用了几千年的话语书写方式，在那么大的国度内全盘转向现代，这就为后来一切新教育、新学科、新思维的进入创造了条件。

　　这中间事情很多。例如要从日常口语中提炼出白话文语法，要规范读音和字形，要创造一些与现代交流有关的新字新词，又要把这一切与中国传统语文接轨。这些事，全由一些文人在艰苦摸索。他们没有什么行政权力，只能用各种“建议文本”让人们选择和讨论。这个过程那么斯文又那么有效，证明中华文化还有能力面对自身的巨大变革。

　　其实，这个过程到今天还没有结束。传统语文的当代化还遇到一系列问题，例如，如何进一步减少古代文本的异读，如何进一步汲取当代生活用语、世界各华人圈的不同习惯用语、被公众化了的文学创作用语、被重新唤醒的各地方言用语等。好在，有过一百年前推广白话文的成功经验，这一切都有可能在探索中推进。那种以“语文判官”的形象来阻止这一过程的做法，是要不得的。

　　总之，由于破读了甲骨文和推广了白话文，有效增强了中华文化对于古代和未来的双重自信，这两件事从两端疏浚了中华文化的千古经脉，因此我要给予高度评价。

　　除了这两件大事外，也有一些人物值得关注。

　　作家，整体水平较低。相比之下，鲁迅不错，因为他最早用小说触及国民性，是一种国际观照，宏大而沉痛。可惜，他的小说写得太少了。此外，沈从文在对乡土和生命关系的描写上，表现出了比较纯净的文学性。

　　公众知识分子，可推严复、康有为、梁启超、胡适。他们宏观地研究了中华文明和其他文明的异同，写了不少重要著作，具有启蒙意义。并且，他们又以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很不习惯的方式到处传播。可惜，这种秉承宏观大道的知识分子在中国现代还是太少。更多的知识分子成了专家化的存在，放弃了在公众领域的精神责任。他们四位都是不错的历史学家。除了他们，我认为还有两位杰出的历史学家不应该忘记，那就是王国维和陈寅恪。

　　在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中，我对张謇投以特别的尊敬。他是清光绪状元，熟知中国传统文化，却又全方位地创建从教育到实业的一系列近代文明。他所创建的实业，横跨纺织、轮船、铁路、垦牧、冶金、电灯、石粉、盐务等多种门类，其中有一部分取得很大成功。他完全摒弃了中国知识分子尚空论、尚复古、尚艰涩、尚激愤、尚孤雅的顽疾，把家乡南通当做一片试验田，切实地展示了一条将国际化和中国化融为一体的可行之路。他的这一系列行为，在文化更新的意义上，非同小可。

　　与他相比，周围知识分子中哪怕是最正经、最用功的那些人，也还是在忙着诠释、校订、训诂，而几乎没有像样的创建。即便是比较出名的那几位，也没有一个观念、一个结论、一个警句，被人们记得，并稍稍推动社会进步。这种整体无效状态，实在让人喟叹。

　　中国近代人文知识分子还有一种令人吃惊的常见病，那就是习惯于作“逆向扮演”。他们把古代哲学中相反相成的涡旋模式用到了油滑的机巧层面，往往用极端的方式扮演各种角色，又轻易地滑到另一极端，还是在扮演。例如，不少沉溺“国学”极深的人，可以在国运危殆之时轻易弃“国”，成为汉奸，像罗振玉、郑孝胥、周作人、梁鸿志、胡兰成等等都是如此。后来，那些在极左时期制造灾难的文人，转眼也会变成追查灾难的“斗士”，两头都扮演得慷慨激昂。直到今天，不少在传媒上最具攻击性的文人仍然喜欢“逆向扮演”，完全不在乎言行不一、内外分裂、前后矛盾。这种情况，在国际知识界很难找到可类比的群体，当然，也严重贬低了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在社会上的整体形象。

　　为什么会这样?历史证明，有两种源远流长的文化症候，塑造了负面的集体人格。一为科举症候群，二为小人症候群。它们都是正面文化的连带物，很难彻底割断，因此一直影响到现代，成为中国文化的障碍，中国文脉的天敌。因此，我不能不用《十万进士》、《大地小人》两篇长文来细加论述，作为本书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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