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灯下漫笔》原文、注释和赏析-经典文学作品网

　　有一时，就是民国二三年时候，北京的几个国家银行的钞票，信用日见其好了，真所谓蒸蒸日上。听说连一向执迷于现银的乡下人，也知道这既便当，又可靠，很乐意收受，行使了。至于稍明事理的人，则不必是“特殊知识阶级”，也早不将沉重累坠的银元装在怀中，来自讨无谓的苦吃。想来，除了多少对于银子有特别嗜好和爱情的人物之外，所有的怕大都是钞票了罢，而且多是本国的。但可惜后来忽然受了一个不小的打击。

　　就是袁世凯想做皇帝的那一年，蔡松坡先生溜出北京，到云南去起义。这边所受的影响之一，是中国和交通银行的停止兑现。虽然停止兑现，政府勒令商民照旧行用的威力却还有的;商民也自有商民的老本领，不说不要，却道找不出零钱。假如拿几十几百的钞票去买东西，我不知道怎样，但倘使只要买一枝笔，一盒烟卷呢，难道就付给一元钞票么?不但不甘心，也没有这许多票。那么，换铜元，少换几个罢，又都说没有铜元。那么，到亲戚朋友那里借现钱去罢，怎么会有?于是降格以求，不讲爱国了，要外国银行的钞票。但外国银行的钞票这时就等于现银，他如果借给你这钞票，也就借给你真的银元了。

　　我还记得那时我怀中还有三四十元的中交票，可是忽而变了一个穷人，几乎要绝食，很有些恐慌。俄国革命以后的藏着纸卢布的富翁的心情，恐怕也就这样的罢;至多，不过更深更大罢了。我只得探听，钞票可能折价换到现银呢?说是没有行市。幸而终于，暗暗地有了行市了：六折几。我非常高兴，赶紧去卖了一半。后来又涨到七折了，我更非常高兴，全去换了现银，沉垫垫地坠在怀中，似乎这就是我的性命的斤两。倘在平时，钱铺子如果少给我一个铜元，我是决不答应的。

　　但我当一包现银塞在怀中，沉垫垫地觉得安心，喜欢的时候，却突然起了另一思想，就是：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

　　假如有一种暴力，“将人不当人”，不但不当人，还不及牛马，不算什么东西; 待到人们羡慕牛马，发生“乱离人，不及太平犬”的叹息的时候，然后给与他略等于牛马的价格，有如元朝定律，打死别人的奴隶，赔一头牛，则人们便要心悦诚服，恭颂太平的盛世。为什么呢? 因为他虽不算人，究竟已等于牛马了。

　　我们不必恭读《钦定二十四史》，或者入研究室，审察精神文明的高超。只要一翻孩子所读的《鉴略》，——还嫌烦重，则看《历代纪元编》，就知道“三千余年古国古”的中华，历来所闹的就不过是这一个小玩艺。但在新近编纂的所谓“历史教科书”一流东西里，却不大看得明白了，只仿佛说：咱们向来就很好的。

　　但实际上，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中国的百姓是中立的，战时连自己也不知道属于那一面，但又属于无论那一面。强盗来了，就属于官，当然该被杀掠;官兵既到，该是自家人了罢，但仍然要被杀掠，仿佛又属于强盗似的。这时候，百姓就希望有一个一定的主子，拿他们去做百姓，——不敢，是拿他们去做牛马，情愿自己寻草吃，只求他决定他们怎样跑。

　　假使真有谁能够替他们决定，定下什么奴隶规则来，自然就“皇恩浩荡”了。可惜的是往往暂时没有谁能定。举其大者，则如五胡十六国的时候，黄巢的时候，五代时候，宋末元末时候，除了老例的服役纳粮以外，都还要受意外的灾殃。张献忠的脾气更古怪了，不服役纳粮的要杀，服役纳粮的也要杀，敌他的要杀，降他的也要杀：将奴隶规则毁得粉碎。这时候，百姓就希望来一个另外的主子，较为顾及他们的奴隶规则的，无论仍旧，或者新颁，总之是有一种规则，使他们可上奴隶的轨道。

　　“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愤言而已，决心实行的不多见。实际上大概是群盗如麻，纷乱至极之后，就有一个较强，或较聪明，或较狡滑，或是外族的人物出来，较有秩序地收拾了天下。厘定规则：怎样服役，怎样纳粮，怎样磕头，怎样颂圣。而且这规则是不像现在那样朝三暮四的。于是便“万姓胪欢”了;用成语来说，就叫作 “天下太平”。

　　任凭你爱排场的学者们怎样铺张，修史时候设些什么 “汉族发祥时代”“汉族发达时代”“汉族中兴时代”的好题目，好意诚然是可感的，但措辞太绕湾子了。有更其直捷了当的说法在这里——

　　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二，暂时作稳了奴隶的时代。

　　这一种循环，也就是“先儒”之所谓“一治一乱”;那些作乱人物，从后日的“臣民”看来，是给“主子”清道辟路的，所以说： “为圣天子驱除云尔。”

　　现在入了那一时代，我也不了然。但看国学家的崇奉国粹，文学家的赞叹固有文明，道学家的热心复古，可见于现状都已不满了。然而我们究竟正向着那一条路走呢?百姓是一遇到莫名其妙的战争，稍富的迁进租界，妇孺则避入教堂里去了，因为那些地方都比较的“稳”，暂不至于想做奴隶而不得。总而言之，复古的，避难的，无智愚贤不肖，似乎都已神往于三百年前的太平盛世，就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了。

　　但我们也就都像古人一样，永久满足于 “古已有之”的时代么?都像复古家一样，不满于现在，就神往于三百年前的太平盛世么?

　　自然，也不满于现在的，但是，无须反顾，因为前面还有道路在。而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二

　　但是赞颂中国固有文明的人们多起来了，加之以外国人。我常常想，凡有来到中国的，倘能疾首蹙额而憎恶中国，我敢诚意地捧献我的感谢，因为他一定是不愿意吃中国人的肉的!

　　鹤见祐辅氏在《北京的魅力》中，记一个白人将到中国，预定的暂住时候是一年，但五年之后，还在北京，而且不想回去了。有一天，他们两人一同吃晚饭——

　　“在圆的桃花心木的食桌前坐定，川流不息地献着山海的珍味，谈话就从古董，画，政治这些开头。电灯上罩着支那式的灯罩，淡淡的光洋溢于古物罗列的屋子中。什么无产阶级呀，Proletariat呀那些事，就像不过在什么地方刮风。

　　“我一面陶醉在支那生活的空气中，一面深思着对于外人有着‘魅力’的这东西。元人也曾征服支那，而被征服于汉人种的生活美了;满人也征服支那，而被征服于汉人种的生活美了。现在西洋人也一样，嘴里虽然说着Democracy呀，什么什么呀，而却被魅于支那人费六千年而建筑起来的生活的美。一经住过北京，就忘不掉那生活的味道。大风时候的万丈的沙尘，每三月一回的督军们的开战游戏，都不能抹去这支那生活的魅力。”

　　这些话我现在还无力否认他。我们的古圣先贤既给与我们保古守旧的格言，但同时也排好了用子女玉帛所做的奉献于征服者的大宴。中国人的耐劳，中国人的多子，都就是办酒的材料，到现在还为我们的爱国者所自诩的。西洋人初入中国时，被称为蛮夷，自不免个个蹙额，但是，现在则时机已至，到了我们将曾经献于北魏，献于金，献于元，献于清的盛宴，来献给他们的时候了。出则汽车，行则保护：虽遇清道，然而通行自由的;虽或被劫，然而必得赔偿的;孙美瑶掳去他们站在军前，还使官兵不敢开火。何况在华屋中享用盛宴呢?待到享受盛宴的时候，自然也就是赞颂中国固有文明的时候;但是我们的有些乐观的爱国者，也许反而欣然色喜，以为他们将要开始被中国同化了罢。古人曾以女人作苟安的城堡，美其名以自欺曰“和亲”，今人还用子女玉帛为作奴的贽敬，又美其名曰“同化”。所以倘有外国的谁，到了已有赴宴的资格的现在，而还替我们诅咒中国的现状者，这才是真有良心的真可佩服的人!

　　但我们自己是早已布置妥贴了，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因为倘一动弹，虽或有利，然而也有弊。我们且看古人的良法美意罢——

　　“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 《左传》昭公七年)

　　但是“台”没有臣，不是太苦了么?无须担心的，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而且其子也很有希望，他日长大，升而为“台”，便又有更卑更弱的妻子，供他驱使了。如此连环，各得其所，有敢非议者，其罪名曰不安分!

　　虽然那是古事，昭公七年离现在也太辽远了，但“复古家”尽可不必悲观的。太平的景象还在：常有兵燹，常有水旱，可有谁听到大叫唤么?打的打，革的革，可有处士来横议么? 对国民如何专横，向外人如何柔媚，不犹是差等的遗风么?中国固有的精神文明，其实并未为共和二字所埋没，只有满人已经退席，和先前稍不同。

　　因此我们在目前，还可以亲见各式各样的筵宴，有烧烤，有翅席，有便饭，有西餐。但茅檐下也有淡饭，路傍也有残羹，野上也有饿莩;有吃烧烤的身价不资的阔人，也有饿得垂死的每斤八文的孩子 (见《现代评论》二十一期)。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不知道而赞颂者是可恕的，否则，此辈当得永远的诅咒!

　　外国人中，不知道而赞颂者，是可恕的;占了高位，养尊处优，因此受了蛊惑，昧却灵性而赞叹者，也还可恕的。可是还有两种，其一是以中国人为劣种，只配悉照原来模样，因而故意称赞中国的旧物。其一是愿世间人各不相同以增自己旅行的兴趣，到中国看辫子，到日本看木屐，到高丽看笠子，倘若服饰一样，便索然无味了，因而来反对亚洲的欧化。这些都可憎恶。至于罗素在西湖见轿夫含笑，便赞美中国人，则也许别有意思罢。但是，轿夫如果能对坐轿的人不含笑，中国也早不是现在似的中国了。

　　这文明，不但使外国人陶醉，也早使中国一切人们无不陶醉而且至于含笑。因为古代传来而至今还在的许多差别，使人们各各分离，遂不能再感到别人的痛苦;并且因为自己各有奴使别人，吃掉别人的希望，便也就忘却自己同有被奴使被吃掉的将来。于是大小无数的人肉的筵宴，即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更不消说女人和小儿。

　　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九日。

　　【析】《灯下漫笔》是《春末闲谈》的姊妹篇，既曰漫笔，就说明文章结构自由灵活，先从具体的事件产生感想，引入本题，然后抓住论题，联想广泛，引用丰富，层层剥笋，由表及里地揭示事物的本质。开头记叙袁世凯复辟期间钞票贬值的旧事，是引发议论的契机。中国古代一贯以现银为货币，无论是白银黄金，还是银元铜钱，都那么沉重累赘，不便携带。民国初年由国家银行发行钞票，交换价值不变，携带与使用却大为便利，从此，人们都爱用钞票而少用银元，但由于政治上风云突变，又出现钞票贬值，银元和现银吃香的风潮，使作者不得不以六折或七折的低价将中交票兑换成现银。这本来是一大损失，但作者却沾沾自喜，“似乎这就是我的性命的斤两”，因为腰中又有了银钱可以度日。鲁迅用叙议结合的笔法，生动描写了这场风波，细致表现了自己忽忧忽喜的心情，然后笔锋一转，引发出“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的精辟议论，犹如横云断岭，使文章叠起奇峰，别开生面。在阶级社会的几千年的历史中，奴隶和劳动者向来是会说话的工具，或者是专为战争与服劳役的动物，丝毫没有实现过人的价值。“将人不当人”，本来是奴隶主、封建地主和资本家对待奴隶、农民和工人的行为准则，在兵荒马乱的战争岁月，甚至还产生“乱离人，不及太平犬”的叹息，这就说明人的价值更低于牛马，不如猪狗了。换言之，如果人的价值等于牛马这就成了应该心悦诚服，讴歌恭颂的太平盛世了。剖析历史，鲁迅得出“实际上，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 ‘人’ 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的明确结论，又进而指出，更有的时候，等而下之，不如牛马猪狗，轻若草芥，贱似沙虫，专供屠戮蹂躏，奸污虐杀，想做驯服的奴隶都不可得。他从自己的观察研究出发，把中国历史的各种时代分为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从而高度概括、准确鲜明地揭示了“一治一乱”的历史循环规律，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就是天下大乱，军阀混战，兼并鲸吞，弱肉强食的时代，往往出现杀人如麻，流血盈野的惨象。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就是儒家标榜的太平盛世，由于新的统治者制定了奴隶规则，重视生产，奖励农桑，同时规定了服役和纳粮的数目及办法。老百姓虽然当牛做马，毕竟还有口饭吃，于是，便“万姓胪欢”，天下太平，暂时做稳了奴隶。但尖锐的阶级矛盾潜伏在内部，随着土地兼并的激烈和劳役赋税的苛重，奴隶规则又被破坏，想做奴隶而不得的人民铤而走险，于是，兵荒马乱，流血争斗的乱世又出现了。“一治一乱”，反复循环，历史呈现出螺旋式上升发展的局面。那些领头“作乱人物”，即农民起义的领袖，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并不能实现他们替天行道，解民倒悬，甚至建立平等天国的理想，而只会成为改朝换代的工具，也就是鲁迅说的 “给 ‘主子’ 清道辟路”，为日后的 “圣天子” 的统治驱除顽敌，扫清障碍。

　　鲁迅批驳了封建史学家和近代历史教科书编纂者们对历史的歪曲和涂饰，一针见血地揭出了封建社会的吃人本质和阶级对立的历史真象。他满怀悲愤地分析了中国老百姓的艰危处境： “中国的百姓是中立的，战时连自己也不知道属于那一面，但又属于无论那一面。”当强盗来时，认为他们是官府的顺民，当然该被杀掠，而官兵一到，又以“从逆”、“附匪”的罪名来杀良邀功，可见顺民的处境是何等的两难与悲惨!缺乏反抗性的人们希望有主子拿他们做百姓，甚至当牛马，只要能让他们“自己寻草吃”，这就是企盼出现暂时做稳奴隶的时代。但在五胡乱华、天下分崩离析和农民大起义的时代，广大劳动者确实是想做奴隶而不可能得到。因为采取流寇主义流动作战的农民义军没有建立自己巩固的政权和根据地，而割据四方的诸候藩镇更是横征暴掠，“除了老例的服役纳粮以外，都还要受意外的灾殃”。这时，老百姓迫切盼望 “真命天子” 的出现，也就是希望另外的主子出来执行或新颁奴隶规则，“使他们可上奴隶的轨道”。因此，所谓的太平盛世便是本族或外族的新主子出来，“较有秩序地收拾了天下”，让奴隶或百姓能够喘息苏生，勉强维持生存的时代。

　　1925年的中国究竟处于那一时代? 鲁迅并不点明，因为他希望结束以上两种时代，创造前所未有的人民当家做主的第三种时代。当时的中国各个阶级，各种社会力量都在探索自己的道路，“国学家崇奉国粹，文学家赞叹固有文明，道学家热心复古”，说明他们都不满现状，向往恢复古代的太平盛世，而一遇军阀混战，富翁入租界，妇女进教堂，托庇于洋人的保护之下，则分明甘做洋主子的顺民和奴隶了。神往于古已有之的太平盛世，说明当时又处于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许多人又在寻求那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了。鲁迅认为革命者也是不满于现状的，但无须反顾，不能再回到古代去重复走老路，要探索前面的新路，要创造“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的时代”，这就是他观察中国的社会和历史得出的结论。

　　文章的第二大部分是鲁迅对 “所谓” 中国固有文明”的批判，也就是对封建宗法社会及其上层建筑，特别是支配这个社会的封建主义精神文明的批判。鲁迅指出，“一面制礼作乐，尊孔读经，‘四千年声明文物之邦’，真是火候恰到好处了，而一面又坦然地放火杀人，奸淫掳掠，做着虽蛮人对于同族也还不肯做的事……全个中国，就是这样的一席大宴会!”(鲁迅《马上支日记》)我们要严格区分我们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和腐朽的封建文化思想体系，才能正确地领会与认识鲁迅的深刻见解，明白鲁迅批判的“中国固有文明”的内涵。在当时，赞颂中国固有文明的人各有其动机或目的，中国的国粹派、封建复古主义者是为了复辟，也即是要重新恢复与建构宗法制社会及其上层建筑，外国的赞颂者则是为了猎奇与享受，并作为征服者来领略东方生活的魅力和品尝享用精美丰盛的中国宴席。鲁迅引日本的鹤见祐辅的《北京的魅力》，写出白人征服者醉心于中国的生活方式，赞叹汉人种的生活美，实际上这乃是上层统治者的生活，是奉献于征服者的华宴，中国的老百姓是无从领略的。鲁迅沉痛地指出，“我们的古圣先贤既给予我们保古守旧的格言，但同时也排好了用子女玉帛所做的奉献于征服者的大宴。” 令人痛心的是，我们的有些乐观的爱国者，反而以能举行这样的华宴而欣然色喜，他们宣扬中国“固有文明”的伟大与魔力，认为凡是外来的入侵者都要被这种文明所同化，而中国的文明反而因此发扬光大。

　　鲁迅有力地驳斥了这种“同化”论，他指出这根本不是同化，而是奴隶般的屈辱与奉献。每当汉民族受到异族的侵犯时，无耻的上层统治者就把这种盛宴奉献给他们的新主子。“中国人的耐劳，国人的多子，就都是办酒的材料。”新主子享受和占有中国的一切，又在华屋中享用盛宴，酒足饭饱之余，当然就来赞颂中国的固有文明，称扬东方式贵族精神文化生活的乐趣了。正如中国古代王朝的统治者爱选派美女下嫁番邦，以婚姻纽带筑成 “苟安的城堡” 一样，所谓的 “同化”，其实是把子女玉帛奉献给异族的主子，买得自己为奴作婢的资格。在满清时代，汉族的达官显宦、文人学士跪在满清皇帝面前，口口声声自称奴才，就是最有力的证据。鲁迅认为，真正同情和支持我们的外国朋友，应该是“到了已有赴宴资格的现在，而还替我们诅咒中国的现状者”，诅咒并憎恶中国的现状，就说明“他一定是不愿意吃中国人的肉的”，也就是不愿享用中国的子女玉帛排成的人肉宴席。

　　对于国粹和复古派所宣扬的“中国固有文明”，鲁迅抓住实质进行了深入剖析，他指出，这种文明的基础是严酷而专横的等级制度，所谓 “天有十日，人有十等”，“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不仅统治者中等级分明，而且被奴役者也分为六个等级。他们之间的关系是“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连最卑贱的“台”，都有比他更卑更贱更弱的妻和子以供驱使。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虽然等级和名称有更变，但其实质和精神是完全一致的。为适应这种等级制而建立的精神文明，就是一种绝对服从统治秩序的奴隶精神，甘当被吃者又生方设法去吃别人的既卑怯又自私的道德观念。鲁迅从现实中举例说明，受压迫而不反抗，受凌辱而不吱声，对外国主子柔媚求宠，对自己国民专横跋扈，都是这种精神文明的体现。在这种精神文明支配下的社会，乃是人吃人的社会。鲁迅愤怒地宣告：“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这个结论警辟、深刻、形象、有力，一针见血地揭示了问题的实质，激发了人民的怒火，发出了革命的号召!

　　为什么中国的人肉筵宴会排得这样长久? 为什么被凌虐的百姓、被役使的奴隶不早早觉醒?就是因为维护封建等级制的封建主义精神文明把人们麻醉了。它“不但使外国人陶醉，也早使中国一切人们无不陶醉而且至于含笑”。因为许多等差、级别、名分、地位使人们各各分离，只关心自己的利益而不能感受到别人的痛苦;同时“因为自己各有奴使别人，吃掉别人的希望，便也就忘却自己同有被奴使被吃掉的将来”。于是，整个中国的历史，数千年的中国社会便构成了这样一幅幅惨绝人寰的画图：“大小无数人肉的筵宴，即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更不消说女人和小儿。” 看了这血淋淋的惊心动魄的画面，读者心目中自然产生共鸣，会热烈响应作者的“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 的战斗号召!

　　至于外国人赞颂中国的旧有文明，鲁迅认为应当具体分析其原因而加以区别对待，因为不知道封建文化的本质及其表现而盲目赞颂者，情有可原; 身居高位，养尊处优的外国人，往往是受了有关宣传的蛊惑，又盼望享受中国的声色歌舞和盛宴佳肴，从而“昧却灵性而赞叹”，虽然动机可鄙，但也还可宽恕，最可憎恶的有两种人，一种人自命为高贵的优胜民族，视中国人为低贱的劣等民族，希望中国永远落后、守旧，就故意称赞中国的旧物;另一种人主要是猎奇，要中国保持旧有的文化习俗，甚至辫子、小脚，专供他人欣赏、游览。这两种人都心怀叵测，动机卑劣，我们应当头脑清醒，切勿上当。至于英国哲学家罗素称赞中国的轿夫，则也许别有深意，据原文似在赞美轿夫们的乐观开朗，不辞辛劳;鲁迅希望轿夫能对坐轿的人不含笑，则是希望被剥削被奴役的劳动者认清自己的处境，明白阶级对立的社会现实，起而抗争，改变中国的面貌。言简意赅，令人警醒。

　　字数：8248

　　作者：徐啸虎

　　知识来源：张效民主编.鲁迅作品赏析大辞典.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2.第407-4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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