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文市俗化的倾向-经典文学作品

　　西门庆与贾宝玉的共通之处(3)

　　红学研究

　　西门庆与贾宝玉的共通之处(3)

　　雅文市俗化的倾向

　　我们古老的文明源远流长，面对这“高山景行”式的丰碑，无论是粗俗的暴发户还是市井细民，一面对它顶礼膜拜，自惭形秽，一面也从自己的需要出发，对其悄悄地加以改造，使之为我所用。我们古老的龙之帝国，这一过程的进行，既不采取“文艺复兴”的方式，也不采取法兰西式的大破大立的方式，而是采取逐步浸润，使士大夫垄断的典雅文化逐步市俗化的方式。

　　市井浪子出身的西门大郎自然是粗俗少文，他所擅长的无非是双陆象棋、抹牌道字、使枪弄棒、眠花宿柳、“潘、驴、邓、小、闲”，成为千户老爷之后，混迹官场，应酬揖让，跟贾琏一样，“言谈应对，也颇去得”。他慢慢学会了附庸风雅，他不仅兴建园林，摆设古玩，而且在接待状元进士时，他居然能诌出句“与昔日东山之游，又何异乎”，虽然不伦不类，但毕竟能知此典，倒也难为他。——这是市俗向文雅靠拢。但西门庆们在文化方面的贡献，主要的还是使雅文市俗化。

　　西门虽然粗俗少文，但对流行戏曲的鉴赏却颇可称为行家。一部金瓶，除“酒”“色”之外就是看戏听曲，连作者都未想到，他为戏曲史的明代部分提供了比任何学术著作都更为丰富的感性材料。西门庆蓄养歌童，聘教婢妾，经常呼妓唤优，传请戏班，凡是当时流行的，什么“山坡羊”、“锁南枝”、“寄生草”等，从“不上纸笔的胡歌野词”到“蛮声哈喇的海盐腔”，他都能兴致勃勃地听出其中“滋味”。戏剧曲艺正是宋元以来城市经济发展的产物，西门庆的桑梓东平府还是元杂剧的发祥地呢。到了《金瓶梅》时代，一个临清倒有“三十六条烟花巷，七十二座管弦楼”，这种艺术形式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它不仅成为市民的精神消费品，而且向雅文化浸润，与雅文化分庭抗礼，局部地取雅文化而代之。

　　与西门庆截然不同，贾宝玉是出身于典范的诗礼世家的贵公子。一个铜臭熏天，何其俗;一个不识银戥子，何其雅。可是在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上，这一雅一俗之间，却有着许多相似之处。贾宝玉对待旧文化的态度是偏离经书，唾弃八股，开拓视野，傍学杂收;一面对其内涵进行适当改造，同时换新眼目，向市民文艺汲取营养。

　　《红楼梦》23回大书“西厢记妙词通戏语，牡丹亭艳曲警芳心”就郑重地告诉我们宝玉在接受通俗文学的洗礼，他从茗烟处得到了“古今小说并那飞燕、合德、武则天、杨贵妃的外传与那传奇角本”，他一看见便如得了珍宝，比起那令人生厌的“大学中庸”来，这些“真真”好书，他看了“连饭也不想吃呢”。在大观园之外，他最感兴趣的是“游荡优伶”，与琪官、湘莲们往还，与云儿们喝酒唱曲──直接参与通俗文艺的创作活动。自然，大观园内经常举行的戏曲欣赏活动更给他以充分的陶冶。通俗文艺哺育了他，为他锻造了浸润正统雅文化的武器。

　　自然，作为诗礼世家，包围着贾宝玉的，主要还是雅文化的氛围，宝玉所经常从事的也是雅文化的活动。在洋洋大观、郁郁乎文哉的雅文化中，宝玉接触最多创作最多的是诗词，连他那道学气十足的乃翁也承认他能于此道。然而诗词之于宝玉，既不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也不为“兴、观、怨、群”，他之吟诗作赋，大率为吟咏性情，用今天的话说即自我表现。他所表现的不是山林闲适之情，而是寄托自己的“多情”，唱女儿的赞歌，表现自己的思索、追求、迷茫与悲苦。他自己的创作是如此，他的评论也是如此。他不遗余力地推崇林妹妹的诗，就因为林诗没有“混仗话”，与他为同调、为知音。利用雅文化的形式，抒写与传统有别的“性情”，这是宝玉使雅文俗化的一种形式。

　　逆向同归相悖互依　　

　　从以上的简单分析可以看出，贾宝玉和西门庆分别从善恶两极代表了一种向中世纪古代传统冲击的社会力量：逆向同归，相悖互依。这种令人困惑的历史现象应当如何看待呢?

　　明中叶以后，随着城市商业的发展而日益壮大起来的市民阶层，正是产生西门庆和贾宝玉这种典型人物的社会基础，而这一新兴社会力量的特点——它的追求与理想，它的自信与热情，它的蓬勃朝气与因袭重负，它的坚强与脆弱，它的善恶两重性等，在西门庆与贾宝玉身上，都得到了相当生动的表现。

　　贾宝玉，他是封建社会内新兴市民阶层的最初的精神代表;而西门庆则是这一阶层自身的一个组成部分。

　　历史上的新兴阶级往往举着全民的旗帜以社会多数代表的姿态出现在社会舞台上，近代的资产阶级尤其是这样，他们的代表总是一些高瞻远瞩的思想文化巨人或者是具有巨大热情和献身精神的战士，“为资产阶级打下基础的人物是决不受资产阶级局限的”，他们从人类历史发展的高度批判过去，又从人的解放的反思的角度预示未来，他们所设计所呼唤的新的生活方式离地面越是遥远，则这种新的社会蓝图越是富于诗意和魅力，而贾宝玉可以看作是这种人物中最初的最富朦胧色彩的一个。

　　贾宝玉时代，旧的生活方式虽已腐朽，但它在各方面暂时还非常强大;新的生活方式虽已萌芽，但毕竟十分脆弱，它犹如茫茫暗夜中东方天际仅露的一抹微弱的霞光，时代的先觉者，还根本不可能对旧的生活方式作根本性的批判，对新的生活方式更无从作明晰的描绘。曹雪芹所做的工作，只能是对那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上层建筑进行初步的历史反思，揭示旧的生活方式对于人性的扭曲，同时作为其对比观照，又用朦胧的诗的笔调对新的人生作些理想性的描绘，当时他只能做到这些，即使是但丁、莎士比亚和歌德，他们所完成的历史使命也大率如此。他们以呼唤人性的方式呼唤着新的生活方式，但当这种新的生活方式真的降临到尘世的时候，在狄更斯和巴尔扎克面前所出现的“人”的或“理性的”王国，却变成了金钱的乐园。“太虚幻境”的真正主人，由“警幻仙姑”变成了“西门大官人”，“冷静务实的资产阶级社会把萨伊、库辛、鲁瓦埃一科拉尔、本扎曼·孔斯旦和基佐当作自己的真正解释者和代言人;它的真正统帅坐在营业所的办公桌后面……资产阶级社会完全埋头于财富的创造与和平竞争，竟然忘记了古罗马的幽灵曾守护过它的摇蓝。”(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巴尔扎克等浪子们对于这个他们所失望的社会作了刻露尽相的揭露和义正辞严的批判，而到了萨特、艾略特、卡夫卡和贝凯特时代，那热情和诗意、愤懑和严正，则被迷惘、惶惑和失落感所代替，他们发现先驱们所憧憬所呼唤出的一切都已“变形”，普遍的爱的“情不情”的人际关系已为“他人就是地狱”所代替，实现了“自我”的贾宝玉又重新陷入“百年孤独”之中，过去他还有林妹妹等一、二知音，现在他的知音已成了不可期待的“戈多”，那纤尘不染的美丽的女儿国变成了“荒园”……资产阶级的精神代表们“为了不让自己看见自己的斗争的资产阶级狭窄内容，为了要把自己的热情保持在伟大的历史悲剧的高度上”，他们高举着“人”的旗帜，呼唤过“人性”的解放，后来则把歌诵变成了对新的扭曲的严厉批判，最后这种批判又为一种表现自我失落的惶惑和悲哀所代替：这就是资产阶级精神代表的普遍历程。

　　西门庆则是和贾宝玉处于同一历史阶段的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富商巨贾，他有可能成为近代资产阶级的前身，但决不是他们的先驱，更不能成为他们的精神代表。他虽然一身三任，富商、官僚与流氓恶霸三位一体，可他的基本身份仍是富商，其余二者则是他保障致富的条件，不过“官僚”使他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而“流氓恶霸”则使他带有较多的市井气。他身上很少“天理人欲”的精神桎梏，他只知道不择手段地增殖财富并凭借自己的“泼天富贵”而恣意追求人间的欢乐。金钱，沉甸甸，响当当，闪闪发光，看得见，拿得着，他是一个“唯物”主义者;金钱，作为一般等价物，可以购买人间的一切，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凭借着经商放债及超经济的掠夺，他迅速膨胀着自己的钱袋，里面装的尽是足色足值的硬通货，他是一个非常自信的乐观主义者;这一切的获得，既不靠皇恩浩荡，也不靠天恩祖德，靠的是自我奋斗，他是一个不断追求和扩张自我的强者;他凭借对金钱的占有实现自我，用金钱的数量来体现自己的价值，金钱就成了他的价值观念的核心;传统的仁义道德在金钱的魔法面前都变色了、倾斜了、颠倒了，于是由金钱重新规范的新伦理就成了他的伦理观……他既不相信那僵腐的“天理”和“良知”，也无从杜撰什么“女清男浊论”、“天赋人权论”或“自由平等博爱说”什么的，他只知道不停息地追逐财富、占有财富与实现财富。财富是他的化身，他是财富的人格化。他头上虽然没有诗人的桂冠和思辨的光环，但他却可以是未来社会脚踏实地的实干家，是那社会的中坚和核心。

　　如同一个人一样，他既不能只有色相而没有灵魂，也不能只有躯壳而没有激情，一种社会形态也不能只有它的实体而没有其精神代表，它的实体是这一社会的具体的赤裸的活生生的体现，可因为其可以一览无余而缺乏吸引人的魅力。把这一社会的生存准则提到一般人性的高度以使其带上诗意和思辨色彩，则是其精神代表的使命，没有它就不能激发人们创造历史的悲剧力量。虽然，前者不像它那样闪耀着美与善的动人光采，但其实体即使作为一种恶与丑的力量强行为自己开拓前进道路时，对于旧传统的摧枯拉朽的宏伟声势往往比后者来得更为壮观和富于成效。历史经常演奏这种美与丑的二重奏，善与恶的协奏曲，这就形成了一种逆向同归、相悖互依的二律背反现象。——从这一角度比较一下《金瓶梅》和《红楼梦》的主人公，或许就不那么令人困惑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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