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何颦儿为其所‘惑’还是何颦儿为其所‘感’？-经典文学作品

　　读周老《评北京师范大学藏〈石头记〉抄本》

　　红学研究

　　手中没有师大本的影印本——未买。不买原因有二：一是价格昂贵，即使打折也足以超出心理承受力;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我倾向于师大本抄自北大本，且这种倾向性并未因周老的文章而动摇——尽管如文章所说，周老在视力极差的情况下写出如此耗费眼力的版本文章令人感佩。

　　周老说师大本“抄到如此工致的地步，一笔不见懈败，亦无钩乙、点改等疏失痕迹，也可断言所据必先有一个校“定”本，抄者振笔直书、方臻此境——若边抄边校，断断续续，停笔数书，而后又接写——这是绝对地无法讲得通的“假设”。那么，这个先已校定的底本也就不可能是北大本”。

　　——话是不错的，只是戚序本、甲辰本抄工也好，但谁都知道，这是两个经过较多加工整理、改动较大的脂本。其实，只要打个草稿、改罢校毕再抄，那么增删多少次、改动有多大在抄出来的成品中是看不出来的。师大本如有据以为底的草稿，那草稿可以不是北大本，但只要草稿的底本是北大本实质上也还是一样的。

　　看周老举的几条批语：

　　“批云：

　　……古今之儒，中途多惑黄、老……

　　这在北大本是清楚的，而北师本作：

　　……古今之儒，中途多感黄、老……

　　这儿‘感’字的一大撇，又是清晰无疑。试问此处谁是谁非?难道北师本这种极为工整细致的‘校订’本(有人说是陶心如云云)，竟会这么粗疏而不负责任吗?

　　又如，贾珍说我这儿媳比儿子胜强十倍，‘如伸腿(子)去了’，此为北大本之文(‘子’字后添)。同处北师本则作‘如伸退子去了’。如此好钞手与主钞人，会把一个明白的‘肉月’偏旁‘视而不见’吗?

　　又一批云：‘树倒猢狲散之语，全犹在耳’句，北大本如此。而北师本则作‘今犹在耳’。

　　按，‘全’、‘今’字形，即系草书体亦不相似而易混，何以致此两歧?比如邓遂夫先生校行排印的《甲戌本》，对此处‘全’字感觉未安，乃订为‘余犹在耳’。可见他也不会考虑或为作‘今’字的可能性。这一情况可备参照，表明‘今’字有其独立价值，出于另一未现底本。”

　　——“感”与“惑”是很容易因字形相近而混淆的(“腿”、“退”的情况类似)——那条批金麒麟的著名批语在己卯本上是“何颦儿为其所‘惑’”，在庚辰本上就是“何颦儿为其所‘感’”。师大本于此偶尔形讹或抄者校“惑”为“感”都是可能的，未必就一定另有来源。

　　至于“树倒猢狲散之语，全犹在耳”一句校“全”为“今”我认为是很自然的想法，邓遂夫先生因字形不似没这么校，但做脂评辑录的朱一玄先生、陈庆浩先生以及蔡义江先生等都是这样校的，据此认为师大本的“‘今’字有其独立价值，出于另一未现底本”似难以让人信服。

　　周老说“又如警幻‘介绍’新酿美酒、新填红楼梦曲，诸本‘填’处，或又作‘添’。‘填’曲按谱填词之义，无可置议。但北师本却作‘新製……’。此又何故?‘添’固不佳，也并非全不可通，今‘製’字何义?我想起南宋名词人姜白石的除夕绝句：‘自製新词韵最娇，小红低唱我吹箫。……’这个‘製’，比‘填’为好——因为可以指‘自度曲’，自度是包括曲调，即不用旧有的词牌曲牌。而如今警幻的新曲，正是一种自度曲，非按宫调定谱而配词者也。 ”

　　——按周老所言，师大本此处作“新“製”红楼梦仙曲十二支”，与诸本的“新‘填(添)’红楼梦仙曲十二支”不同且优于诸本。师大本的“製”字让人想到同回后面的一句话：“警幻道：就将新‘製’红楼梦十二支演上来”——这一句甲戌本、己卯本、庚辰本倒是没有异文，一律作‘製’。但正是为此，前面各本的“填(添)”与师大本的“製”何者为是就值得考虑了，我想，曹雪芹当尽量避免行文重复吧。

　　类似这样与包括甲戌本在内的诸本均不同的师大本独有文字周老还举了一些，我想，主要有两种可能：1.诸本早，是曹雪芹原文，师大本晚，是后改文字;2.师大本早，独存曹雪芹原文，诸本晚，是后改文字。如果是第2种情况，那么说明师大本(至少是部分文字)比甲戌本还要早。理论上发现早于甲戌本的版本文字是可能的(仅仅是理论上。实际上，已发现的各本都是晚于甲戌本的。那些好象比甲戌本还要早的版本文字如“靖本”的“西帆楼”及“午厂本”那些令人瞠目的异文等等都出之于后人的伪造)，但问题是师大本是一部“庚辰秋月定本”，有着庚辰本种种的特征，包括前十回删批等晚出的特征。说这样一部“庚辰秋月定本”文字比“甲戌抄阅再评”文字还要早就让人难以相信了。所以还是第1种情况较为合理。

　　周老说：“论者认为北师本中有了个别的‘甲戌本异文’——以此作为1950年陶钞的主据;但北师本最突出的特点，是它与北大本的文字歧异处多与《戚本》一致，表明‘他是校过戚本’而采取照改的，云云——我要问：《庚辰》与《己卯》二本的异文甚多(我们早已指出：《己卯本》异文多与《杨继振本》同，与《庚辰本》是两个系统的旧钞;说《庚》即钞自《己》的论点是错误的)，那么，陶又为何不采已藏珍本异文(如假设的所谓采用《甲戌》云云)而反采《戚本》?他这样作法于学识，于情理，于校钞目的……，都难讲通。这个推测的可靠性如何?似乎还待深入考究。”

　　——如周老所言，《庚辰》即钞自《己卯》的论点是错误的。不过己卯本与杨继振本虽有“己杨”、“己庚杨”的共同异文，但那些异文主要集中于前五回和前九回，就总体而言，己卯本与庚辰本是出自同一系统的——两本的共同异文是大量的。更为关键的是，今天明白“庚辰并非抄自己卯”并不难，但50年前的陶洙可就难说了，面对己卯本与庚辰本大量的共同点，谁能保证他一定会对己庚的关系有我们现在这样清醒的认识?陶洙不是“复印”庚辰本，而是搞一个以庚辰为主采多家之长的校订本，参校时采用一个离底本相对较远的戚序本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周老说：

　　“其实最简捷的办法是不必纠缠与《甲戌本》一致的异文。如今可以举《甲戌本》以外的例子：

　　如，第十四回，凤姐协助秦氏丧事，预防事大人重，弊端百出，乃定下如若‘杯碟茶器’等瓷器损、失，要相关负责者‘描赔’。这个‘描赔’多本一同，而北师本抄作‘攤赔’。‘杯碟’抄作‘盆碟’。

　　这就必须‘叫真’了。‘杯碟’是大多人揣度的顺溜文字，而‘盆碟’较少见。若是陶钞，他何所据?又何以取‘盆’而弃‘杯’?

　　‘攤赔’一词，只见于《杨继振本》。‘攤赔’一词在北师本同一段落中同时二次出现，这一情况，表明绝非偶然讹异，而独与《杨本》同，证明北师本所据底本绝非现存的北大本。若云陶钞于1950年顷，那么《杨本》至1962年始现于世，1963年影印。那么陶氏如何会能预先从《杨本》“核”出一个‘攤’字来?

　　这一点明确了，还可以说明：北师本之异文有同一《甲戌》的，并非‘互校’了我的录副本，那也是那个底本上的原文。 ”

　　——前面已经说了，师大本大量特征显示这是一部文字近似“庚辰秋月定本”的本子，说这种本子有比甲戌本早的很多文字固然让人不好接受，说它与甲戌本的共同异文是“底本上的原文”也同样使人难以相信——道理与前面是一样的。版本专家郑庆山先生在未见师大本的情况下听说师大本有甲戌本文字，当即根据当时的情况(甲戌本当时由胡适自藏未公开，只周老那里有副本，陶氏向周老借过副本)推断此本出自陶洙之手，这个推断后来因陶洙的笔迹而得以证实。现在看来，周老不同意这一点，但他在文章中并未举出直接证据，只举了一处师大本与杨本的共同异文(“攤”赔)，这共同异文至多只能说明师大本与杨本的关系值得探讨，却并不能排除师大本的甲戌本文字录自周老的甲戌录副本的可能性——杨本虽然东拼西凑，但却独独未见拼配甲戌本的文字。

　　尽管如此，周老“攤赔”的发现仍有重大意义。如周老所说“若云陶钞于1950年顷，那么《杨本》至1962年始现于世(yupeng按：当为1959年，老先生记忆稍有误差)，1963年影印。那么陶氏如何能预先从《杨本》‘核’出一个‘攤’字来?”如果说是巧合，会这么巧吗?这个问题或许一时难以解决，只好暂时存疑——红楼梦版本异常复杂，未解谜团总是有的。

　　不曾亲睹师大影印本就说了这么多，自然只能代表笔者的一种判断。不敢说与周老商榷，只是在此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供大家参考，如果事实证明我说得不对，就算是一个未睹抄本就妄断的教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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