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强调其“真实”的特征呢?-经典文学作品网

　　红楼之真——偶然中的必然

　　红学研究

　　我的讨论从这样一个命题开始：“《红楼梦》是一部很真实的小说。”我不知道有多少红楼读者也说过类似的话，就我的个人体验，不论是阅读时感同身受，还是与朋友交流时大放厥词，“很真实”这一个在逻辑上有着内在矛盾的用法却非常贴切的描述了自己的主观印象。本来“小说”这个概念就声明着内容的虚构，为什么要强调其“真实”的特征呢?

　　首先不妨来说说看，什么叫做“真”?按照柏拉图的理念论，则“真的事物”“分有”了“真的理念”的特性，即具有“真”性(如同“一只猫”具有“猫”这一抽象概念的一般属性)。我们用现代的语言来加以解释，可以理解成红楼的“文本世界”与我们的经验世界具有某种“相似性”。这种相似不是简单的similar face，因为照搬现象只会弄巧成拙，而存在一种宏观的相互包容和感性的内在交通，也就是我们惯常所说的“神似”。

　　对“相似”这个概念的追问毫无疑问也是我们思维中的一个耳熟能详的命题，对于红楼梦来说，有一些传统的评论词语都是在从各个角度来描述并拓展“相似”的内涵。比如“故事情节生动细致、人物心理刻画入微、细节描写贴近生活”，这种教科书式的评价对于我们中国学生来说是再熟悉不过的。然而在接受了这种经典话语熏陶之后，我们也或多或少的把“真实”在故事、人物、细节三方面的表现等同于真实本身。问题在于：这是合理的么?也就是说，故事、人物和细节对生活面貌的反映是“真实感”的原因所在么?比如：红楼里的桌子从外形颜色到雕镂装饰都和真的桌子一模一样;林妹妹的性格像极了董小宛;宝玉为人行事宛然纳兰容若(姑妄言之)……因为这些人事物对应了生活中的客观存在，于是我们在审美过程中放心的欣喜于“似曾相识”，也因而获得了“真实”的阅读感受，是这样子的么?

　　这个疑问我想不待反驳就会有读者嗤之以鼻了，其荒谬性显而易见。我们知道，大多数红迷都是在没有相关文化背景的情况下接触这部巨著的：桌子做得像不像，林黛玉与董小宛有无共通对于初读者几乎没有任何意义--甚至先生曲意插入的真实生活的段落，我们也绝不会有脂砚斋“作者犹记当日之事乎”“三十年前向余作此语之人在侧，观其形已皓首驼腰”(语见甲戌本第八回之侧批)这样历经沉浮回眸一笑的感动与震撼--然而，这却丝毫不影响红楼带给读者的无处不在的“真实性”的强大体验。由此可见，“事物之真”带来真实感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我们还需要在更高的层次上追寻。

　　——笔者按：以事物之真为红楼之真，看似无稽，却影响着很多人的阅读心理。

　　尝有人云“红楼不过一俗艳女子”，即指其专注雕饰而忽略精神内核，没

　　有内在的感发力量。这种观点可谓舍本逐末，十分荒唐，但却鲜有人能给

　　出有力的反驳。由此亦可见红楼研究中普遍缺乏严肃的哲学思考和认真的

　　文艺批评，而这又何尝不是我们国家人文科学界的整体现状。

　　如果抛开所有预设的观念直接回想初读红楼的感受，那么有一句话也许可以形容的比较恰当，就是：“她(他)做了该做的事。”展开来讲可以说成：人物行为遵循一贯以之的性格脉络;事件发生符合利益与情理的自然规律。这句话非常有趣，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回答我的疑问的最关键的突破点。从句法上我们就可以看出，在这一个逻辑结构中，“她”和“事”并不是关注的对象，全部信息都隐藏在那一个“该”字之下。也就是说，孤立的“人”和”事”并不能抽象出红楼之真，把二者联结在一起的那一个“应当”(should)作为人与事的“关系”，才是这个角色真正的担当者。网友逍遥的游客把这种关系归纳为“最合适的事件里出现最合适的人”，我觉得是非常精当的。

　　那么问题也就随之而生了：所谓的“应当”是如何定义的?什么样的人出现在什么样的场合才是“最合适”? 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不但需要将思维深入文字结构中，更应该经由文字而追问先生的创作理念，戚蓼生为石头记作序，称之为：“一声也而两歌，一手也而二牍”——这样高超的文字技法，如果没有一个形而上的“道”作为底蕴，是很难想象的。

　　首先我们看到，汉语“应当”里面本身就包含着一种期待的意味：因为读者在时空中占有着人物事件的过去和现在，所以我们有理由对故事的未来做一个合乎逻辑与情理的预判，这就好像看连载小说或电视剧的时候经常会有人联系上下文分析故事的走向(有时候评论甚至可以影响作者的创作，其中的心理过程倒是一个很值得开掘的主题)，通常我们把这种可期待性作为“真实”的一个重要判据。这种可期待性不但要求预料之中的事件会发生，还包括已发生的事件在与历史事件的对照中有明显的相关规律，使得期待成为可能。这有点像统计上对数值的真伪取舍：真值作为理想模型不具实际意义，通过实测值规定分布的最可几区间，然后依靠此区间范围去伪存真。

　　在红楼梦中，这样的可期待性可以说表现在内容的方方面面。我们通常所说的人性与诗性的巧妙结合，即诗词之于人物如量体裁衣分毫不乱就是一个明白的例证：潇湘知灵秀，枕霞惟妙趣，蘅芜论浑厚--人物的言行印证、构成并延伸了其已经且正在形成的个性，宛如一幅拼图，每加上一块新的“事件”，都必须遵循原先的框架;而与此同时画面不断的得以补充完整，人与事的轮廓愈加清晰，其中的构连纵横也越来越容易把握，直到最后可以看清楚那一个“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宏大形象。在这“期待”与“被期待”共同出场的过程中，预设的人物性格、利益关系和情感网罗是引导晶体生长的核心，也是期待之可以被期待，必然发生者会发生的根本原因。

　　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不但要关注由“事件之流”所规定的必然性，还必须注意在肯定中存在的或然。可以说，二者相辅相成才构成了完整的“命运无常”。在生活里面，随时随处可见到波澜上下乃至旦夕祸福，这也就决定了“文似看山不喜平”。石头记四十四回回目为“变生不测凤姐泼醋喜出望外平儿理妆”，上下各四字的对仗正是这种偶然性事件的最佳注解。严格意义上说，红楼梦的事件本身并不具有偶然性，所有“突发状况”都可以在文中寻到前因后果，所谓“草蛇灰线”是也。比如贾琏偷情，大姐出痘一段读者早已亲见;平儿理妆，更是宝玉“情不情”“专在女孩子身上做功夫”的水到渠成。甚至“傻大姐误拾绣春囊”这样的天降奇事，云雾散去竟落在“鸳鸯女无意遇鸳鸯”的前缘之上。可以说，“变生不测”与“喜出望外”所包含着的因果缘法，属于更深层的可期待的必然结局，是对“命运”这个主题的推波助澜。而我们在玩味的过程中之所以会随波上下忐忑不安，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先生的如椽笔挥：一时云生从龙，将满结嵘遮住不见，忽然间峰峦叠出，飞流直下，令人眩目;等到读者定下神来，他却又抚茶弄酒吟诗作画，岔到了别处;于是你歇下心来只管玩味闺中情趣，不料诗文曲赋，一语成谶，又让人悚然心惊。四十回前埋下的引子，千里伏线炸成焦雷--这般“精致的淘气”哪个读者能不愕然?

　　细细想来，如此技法也正是红楼文字可以直撼人心的原由：“真”在这里不赖于现象的描摹，不依靠人事关系的勾勒，甚至无需理会偶然必然性的荒谬与否，而直接依附在“宏观结构”这个气象万千的殿堂之上。这种结构可以归纳为“因果必然的统治性分布与偶然突变的技巧性渲染”，它直接指向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体验(这也是真实感的落脚之处)，那就是：在有序的时空环境中感受到强烈的不稳定性和不可知性。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很容易明白“有序”和“不稳定”“未知”是如何在这种技法中被表达的，读者在穿越红楼梦这“几世几劫”的历程时，也像是在体悟自己的自然生命。宏观的祸福因缘让我们更加深刻的洞察到这宇宙里无处不在的相互作用(插一句：这是量子力学的重要假设);局部的偶然变故则千回百转，不但与“不稳定”的生活感受合拍，更揭示着存在本身潜在的危机——一个从历史中走来，站在当下而面对着未来的无穷混沌的我，究竟应该何去何从?他们说人生自有前缘注定，那么要“人生”又究竟有何意义?若说没奇缘，今生偏又遇着他，若说有奇缘，如何心事终虚化?命运似已将那“注定”的真实送入我怀中，为什么倏忽间又化作梦幻泡影，逝去无踪?红楼一梦，无始无终，与这诸般摇曳多姿的心灵感受一同化作一个巨大的问号，深深的镌刻在“我”与“石头”所共同拥有共同存在的时空片断里。

　　在某种意义上，石头记本身的真与美也是这心灵中的问号外化在文本上的表现。问号不但意味着对人生理想的疑惑与思索，更意味着面向自然的无边界的豁达和开放。这与传统的“句号结论”的理念迥然不同，甚至根本有别于文史经典的疑问格式。因为红楼梦不是在文章或者“文气”的末尾提出疑问，而是根本不用句号与括号来对人生体验妄下结论：问号无处不在，它自己就是一个宏大的疑问之场。在我看来，这种开放性特征是红楼梦“真”与“美”的根本来源。

　　对这个问题求诸于价值理念，我们就应该抛开文字幻象的纠缠而直问心灵最深处的体验。在红楼的疑问之场中，那一种来自命运的磅礴之下，个人生命的局促与痛苦，毫无疑问是最让人心神摇荡的悲剧源泉。力量上一边倒的态势规定了时空变化的绝对规则，同时也暗示“个性”在“绽开着的必然事件”中的荒谬——而大观园儿女偏偏是臻于极至的“有性格”：宝黛钗湘凤自不必说，迎春对矛盾的完全规避、惜春一切虚无的寡情孤介、香菱的纯与痴、尤三姐的刚和烈，哪个不是水击滟滪一般与命运作硬碰硬的冲撞?我在前文对“真”的可期待性的论述中提及“有序”的人生体验，特指生活的均质单调和宿命的不可更改，而石头记的崔嵬，便是要在规范中特意失范，在连贯中破出裂痕，在必然中张显偶然!

　　这种人在命运中的“对抗性破碎”爆发出的内在张力，鲜明的向时间宣读了个性精神的高傲不屈的存在。联系到雪芹先生所处的历史时代，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样的张力代表了作者对历史惯性的反思、对制度牢笼的挣扎和对文化传统的批判——核心是对“人”在历史事件中的地位的重新认识。我们也许可以不用这么西化的语言来描述先生的文化立场，但是我们无法规避红楼所传递的这种叛逆精神，尤其是“叛逆”本身包含着的继承与重建的方法论意义。从这个角度讲，石头记最大的“看点”是人在事件之流中“存在”或“沉沦”时的万千姿态：我们对“红楼之真”的全部体验，也不过是在观看这出皮影戏时的对号入座、手舞足蹈。

　　我们的讨论从“红楼之真”开始，从“应当”这一意蕴深沉的词汇指向了红楼文本与我的个人体验接榫之处，即“命中注定“与“命运无常”的有机混合。然而正如红楼本身的开放模式一样，对这个问题的思辨最终落在一个无所定指的问号上。十九回《情切切良宵花解语　意绵绵静日玉生香》有庚辰双行夹批云：

　　听其囫囵不解之言，察其幽微感触之心，审其痴妄委婉之意，皆今古未见之人，亦是今古未见之文字。说不得贤，说不得愚，说不得不肖，说不得善，说不得恶，说不得光明正大，说不得混账恶赖，说不得聪明才俊，说不得庸俗平□，说不得好色好淫，说不得情痴情种，恰恰只有一颦儿可对，令他人徒加评论，总未摸着他二人是何等脱胎、何等心臆、何等骨肉。余阅此书，亦爱其文字耳，实亦不能评出此二人终是何等人物。后观《情榜》评曰“宝玉情不情”，“黛玉情情”，此二评自在评痴之上，亦属囫囵不解，妙甚!

　　面对石头记，这部我们注定要用毕生来阅读的伟大诗篇，也许“囫囵不解”最能得鱼忘筌。树立在灵魂视野中的巨大问号，在建立的同时也在自我消解。尽管我们无法停止对世界的终极思考，生命之句号的逐渐迫近却森严而清晰的提醒着“我思”的终结。灵魂向红楼的投入最终成为一个开放的等待戈多式的期待：什么是生，什么是死?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什么是美，什么是爱?……答案无关紧要，问询本身就是全部目的和意义所在。

　　红楼人物

　　金陵十二钗正册：林黛玉（判词）、薛宝钗（判词）、贾元春（判词）、贾探春（判词）、史湘云（判词）、妙玉（判词）、贾迎春（判词）、贾惜春（判词）、王熙凤（判词）、巧姐（判词）、李纨（判词）、秦可卿（判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