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姐除了金钱和权势，什么也不相信-经典文学作品

　　从王熙凤分析叙事文学作品中典型的共性与个性相统一原则

　　红学研究

　　这是一篇文学概论的作业，由于是虚应故事，又有字数所限，不能进一步阐发，而且只能用现有比较流行的说法，不过本着不浪费的原则，贴到这里吧，写点字儿多不容易啊~：))

　　[摘要]略……

　　[关键词]典型、个性与共性、王熙凤

　　典型(Tupos)是西方文论创立的一个基本概念，它是指文学话语系统中显出特征的富于魅力的性格;在叙事性作品中又称典型人物或典型性格。文学典型具有一个重要美学特点即其特征性，所谓特征性，即是指“艺术形象中个别细节把所要表现的内容突出地表现出来的那种妥帖性”(希尔特语)。文学典型的特征性有两个层次，一是必须具有贯穿其全部活动的、统摄其整个生命的“总特征”;二是必须通过局部“特征”，反映和形成总特征。本文所称的典型的共性与个性就要从这两个层次进行理解：所谓典型的共性，即指一个以反映某种特定社会必然关系的基本本质为基核的、包括多层次多侧面普遍内容的一个艺术要求;所谓典型的个性，指的是典型人物区别于其他相似人物的性格特征。

　　典型是叙事性文学作品的灵魂，塑造典型形象是叙事文学创造的一个重大课题。举凡文学史上具有崇高地位的名著，都创造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形象。典型的魅力能够超越国界、凌驾于时间之上——出走的娜拉并不因为其挪威籍就被五四时期的中国青年排斥，相反地，却在这距离她的母国万里之遥的土地上掀起了一股“自由”与“解放”的热潮;“女神啊!请歌唱阿喀琉斯的愤怒吧!”随着电影《特洛伊》一起狂扫票房，布拉德·皮特在大银幕上再次向我们展现了这个传唱了数千年的典型形象;如果我们闭上眼睛回想一下文学史中那些最优秀的叙事性作品，我相信，我们脑海里浮现的定然是安娜·卡列尼娜、高老头、大卫·科波菲尔和林黛玉们，这些典型形象已经超越了时空，几乎成为了我们心目中“文学”一词的代名词;所以说，想要创作出好的叙事作品，就必须解决好典型的创造问题。

　　但是，在我国古代，小说被视为“末技”，因此，小说创作技巧也并不成熟，从“话本”发展而来的这种文学形式必然导致重情节轻人物，所以大部分我国古典小说中，典型的创造具有很多弱点。其最大的弱点就是以“脸谱化”代替“典型化”。中国古典小说通常喜欢摹写类型化的人物，就如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批驳的那样：“满纸才人淑女、子建、文君、红娘、小玉等……”人物的性格通常是单一的，就如E.M.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所提到的“扁平人物”——应该说，这种“扁平人物”与“圆型人物”相比较谈不上好和坏的问题，大多数“扁平人物”都能轻易地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尤其是中国古典小说中，这种扁平人物往往以其类型化而更容易被读者记住;比如，提到张飞，读者马上在脑海中能够画出一个性如烈火的莽黑汉的形象，提到孔明，一个羽扇纶巾的智者形象又出现在我们面前——但是，张飞之卤莽与李逵之卤莽有几多区别呢?(恰巧他们又都脸黑……)孔明之多智与吴用之多智又有几分差距呢?中国古典小说中这种类型人物由于忽视了个性化和共性的统一，往往造成人物性格的片面和单薄。中国古典小说从《金瓶梅》开始有了血肉丰满的艺术形象，一个潘金莲的性格复杂程度要远远超过孔明、吴用、徐茂功等一大批除却头巾样式不同无甚差别的军师们(这些军师在《三国》之后的书里极其好辨认，他们通常都叫做“赛诸葛”、“小诸葛”之类的);但是，潘金莲的形象又过于个性化，虽然她的淫荡贪婪反映了当时社会“好色”、“好货”的风气，但是潘氏之行为与性格实在难以称得上普遍化，在共性的体现方面又具有某些缺失。如果想要在中国古典小说中寻找一个真正能够体现西方文论中“典型”这一概念的人物，只有到《红楼梦》中去找，而《红楼梦》中在典型塑造中堪称完美的，第一要数王熙凤。

　　王熙凤的性格复杂程度要远远超过《红楼梦》中钗、黛两位女主角，她一方面是作为贾府的孙媳妇、一个妻子、母亲而存在，另一方面是作为大观园的实际管理者而存在。这就决定了她的性格中必然有着两重性：一重是作为王熙凤这个“人”的个体的特征，另一重是代表了整个封建统治者的“共性”。作者把这两方面完美地结合在了王熙凤这个人物身上。

　　凤姐的个性中有着封建统治者最大的普遍特征，就是贪婪。她除了金钱和权势，什么也不相信，为了追求金钱和权势，她什么都干得出来，铁槛寺一回，充分显示了凤姐贪婪的本性——就连封建统治阶级竭力宣扬的阴曹地府的威力，她也不放在眼里;害死尤二姐，与其说她是在争风吃醋，还不如说是因为尤二姐的存在损害了她这个正头太太的权威。统治者对待被统治阶级的残忍狠毒在凤姐身上也体现得很清楚，“变生不测凤姐泼醋”一回，对待小丫头她用簪子，对待平儿她用耳光，鲍二的老婆死了，她一边“收了怯色”，一边嚷道“死了罢了，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只管让他告，告不成倒问他个‘以尸讹诈’!”——这样的一个“嘴甜心苦”、“两面三刀”的形象通过这种共性的性格体现显得十分真实可信。除却这些，凤姐形象中还有另一个层面的“共性性格”——她出身于金陵仕宦贵族之家，是名副其实的大家闺秀，她的形象上必然要有属于她那个阶层的特点。秦可卿出殡一回，贾珍进内宅请凤姐主持家政，书中写道：“……闻人报：‘大爷来了。’唬得众婆娘唿地一声，往后藏之不迭，独凤姐款款站了起来……”“独”字和“款款”二字，活画出凤姐在大庭广众之下的端庄大方，这也是她的家庭和教育背景所决定的。然而，只有这些共性是远远不够的，邢夫人何尝不贪婪?王夫人何尝不残忍?宝钗又何尝不端庄?可凤姐就是凤姐，还取决于她所独有的个性。首先，王熙凤是个绝顶聪明、有才干的女子，就像秦可卿托梦时所说，她是一个“脂粉队里的英雄”，整肃宁府、少年持家，都反映了她与众不同的才干，正因为聪明有才干，所以她意识到了贾府这个封建大家庭必然走向破败，是谁也挽救不了的，于是她不像探春那样想尽力“中兴”，而是在这个“内囊尽上来了”的大家族走向破败之际尽力能捞就捞，这一方面很好地衬托了她个性中贪婪的一面，另一方面也显示出她比别人要清醒;其次，王熙凤个性活泼风趣，有她可人和善解人意的一面，“宝钗借扇机带双敲”一回，在座之人谁也没听出三位主人公的机锋，惟有凤姐听出了门道，还有“王熙凤效戏彩斑衣”一回，听说二奶奶要讲笑话，一家子的丫鬟婆子都排队来听，因为谁都知道二奶奶是最风趣的——贾母在贾府“打从重孙子媳妇做起，一直到现在有了重孙子媳妇，连头带尾五十四年”，她绝不是个简单的老太太，她能选中王熙凤作为这个大家庭的实际管理者，绝不仅仅因为凤姐会讨她欢心;正是由于王熙凤既聪明能干又能说会道善于表达，贾母才喜欢她，倚重她。而且，王熙凤并不是一个一点感情都没有的人，她对秦可卿的友谊是很真实的，不管是兔死狐悲也好，还是惺惺相惜也好，在秦可卿的灵前她的眼泪“恰似断线之珠，滚将下来”是一种真情流露——如果不看到这些层面，那么她的狠毒贪婪等个性和潘金莲就可以画上等号了。这些属于王熙凤这个人物所特有的个性跟她所代表的阶层所有的共性相结合，创造出了王熙凤复杂的性格，创造了一个有血有肉的典型形象。

　　因此，我们可以说，王熙凤这一人物形象在典型创造方面是中国古典小说中最为完美的，这个形象在世界文学名著之林中和托尔斯泰的安娜比肩站在一起毫不逊色。王熙凤的形象反映了共性与个性完美的统一，反映了典型创造中概括化和个性化两种手段相结合的原则，这两种手法互相渗透、互相结合，才能创造出能打动人心的典型形象。

　　红楼人物

　　金陵十二钗正册：林黛玉（判词）、薛宝钗（判词）、贾元春（判词）、贾探春（判词）、史湘云（判词）、妙玉（判词）、贾迎春（判词）、贾惜春（判词）、王熙凤（判词）、巧姐（判词）、李纨（判词）、秦可卿（判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