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社就是“诗”与“社”的结合，这意味着什么呢?-经典文学作品

　　探春结社给中国历史带来了一丝民主的灵光

　　红学研究

　　结义与结社

　　《三国演义》从“宴桃园豪杰三结义”到“降孙皓三分归一统”，写了九十七年发生的事。这是残酷的杀戮和阴毒的计谋一唱一和的九十七年;这是民不聊生的哀鸣和群英并起的雄心互为因果的九十七年;物换星移，浪花淘尽英雄，这九十七年，人要想活命，就得把人性蒸发成“英雄气”，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唯有这股“英雄气”，在中国历史的天空上，还在驰骋纵横，挥之不去。

　　我非常佩服作者把“结义”作为这九十七年历史的开端。中国的民众，平时是一盘散沙，彼此间对别人受到不测的灾祸和不公正的伤害，往往采取幸灾乐祸的态度，鲁迅看到的一大群中国人欢呼着围观看杀头，就是看到了沙子们心态的自然流露。但是，当灾祸和伤害如持续不断的烈火烧烤着沙子们时，在把人性蒸发掉的同时，也会软化沙子们活命和幸免的希望，沙子们就会抱团。只要抱团就会胆大气壮，胆大气壮就会豪情满怀，豪情满怀就会义薄云天，于是就“结义”。

　　精神信仰和人性诉求与“结义”是一点不沾边的，当然，在“结义”时，当咒语念念还是要的。“结义”的功能是，把沙子变成石砖，把一群胆小的绵羊变成一群无耻的豺狗，把幸灾乐祸的品性变成了贪财嗜血的魄力，把奴颜媚骨谨小慎微变成了穷凶极恶无法无天。

　　不过，在中国还有一种群体性的活动，可称作“结社”。熟悉中国文化史的人不难看出，秦汉的壮怀悲歌，魏晋的风姿流逸，唐宋的诗词光华，乃至于明代的忧国忧民，这些中国文化的精粹能得以传承，“结社”的平台作用不可低估。

　　在《红楼梦》中，我们看到了太多扭曲变态的人格，似乎只有在探春提议建立起来的诗社中，才看到了健康的人性和生命活力。诗社就是“诗”与“社”的结合，这意味着什么呢?

　　“人诗意地栖居着”，这一荷尔德林的名句经海德格尔的反复吟诵，传达了一个哲学理念，就是人的存在因诗意而敞开。

　　有无数论者在指出，西方的“诗意”和中国的“诗意”巨大的差别，但我却认为，人性之相通远胜于文化的差异。尽管“诗意”是什么，也许是一个难以说清的问题，但当我们体验到神圣、崇高、友谊以及爱情，甚至包括诸如诚信、仁慈以及悲悯等等此类情感体验时，我深信，一定伴随着“诗意”，而不管东方还是西方。

　　人与人间精神和情感的交流，以这样的交流为主的群体，则是“社”，这是人性的需要;在这样的交流中收获诗意，则是人性栖居的需要。

　　因“诗”而成“社”，“社”则扩大着传播着“诗”。

　　中国之不幸，在于“结社”总局限于贵族和文人阶层，而且，就是这样小范围的“结社”，往往也被疑神疑鬼的统治者所不容。《红楼梦》里的抄检大观园，我总认为和几次“诗社“活动有关，那种因“诗意”而有的人性的自由，会带来不确定因素，总会引发统治者的不安全感，于是就要抄检，于是就要消灭这不容易搭建起来的人性栖居之地。

　　是呀，抄检之后，大观园再没有了诗社，可是后果呢?正如探春的评说：“可知这样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这是古人曾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才能一败涂地。”

　　托克维尔考察法国大革命前状况，认为正是旧制度带来的人人彼此相似又相互隔绝的社会，这样的一盘散沙，才使自由平等的思想龙种结出了残酷暴虐的现实跳蚤。在他考察美国的民主时，语重心长地告诫法国人：“我认为，最值得我们重视的，莫过于美国的智力活动和道德方面的结社。”比如十万多人以结社的方式宣称不饮烈性酒，这种方式令欧洲人觉得是开玩笑，但托克维尔甚至认为在这一点上，英国人也应该向美国人学习，“英国人只认为结社是强大的行动手段，而美国人则似乎把结社视为采取行动的唯一手段。”这种充满人性交流的结社，才是结社艺术的核心，而其重要性，“在民主国家，结社的学问是一门主要的学问，其余一切学问的进展，都取决于这门学问的进展。”

　　我认为，基督教对西方重大且深远的影响，不在于其神学理论，而在于其为“结社”提供了摹本，在于其派生出种种结社活动，在于其使结社成为西方人社会生活的主要方式。这些，也许是现代民主政体能够在西方发挥作用的最牢固基石。

　　有人把现代民主政体理解为利益公平合理的分配机制，如果这样看待民主，我认为在中国，民主应该缓行。不是公平合理分配利益不应该，而是利益分配，尤其是在中国，从来都是建立在实力的基础上。而要把一盘散沙团结起来博弈，在中国传统中，能依靠的就是“结义”而非“结社”。

　　如果把现代民主政体理解为缩小政府公权扩大个人人权的手段，如果这样看待民主，我认为在中国，民主应该缓行。不是公权缩小人权扩大不应该，这一点，连马克思都是认同的，“国家必然会消亡，人类将会从必然王国走进自由王国。”

　　但是，一个玻璃桶装沙的社会，如果一些灼热的沙子获得了相当的自由度，会把玻璃桶弄过大桶，从而使强硬而脆弱的玻璃桶无可挽回地解体崩溃。

　　当然，生活在玻璃桶里，的确让人苦闷到麻木，伤感到变态，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是我们现在生存的基础，我们决不能不负责任地促使这种解体崩溃的来临。

　　世间万事万物，利弊得失往往取决于我们对它的态度。我认为，只有在一种情况下，现代民主政体才不应该缓行，而是要立即动手建设民主社会。

　　我们要把民主政体看成是分享人类共有价值理念的机制，激发道德勇气的触媒，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共同体，维护他人自由就是维护自己自由互动共识。只有这样，我才认为，民主对于中国来说，刻不容缓。

　　在我看来，民主不应该只是一捆法律条文，一堆制度框架，不是博弈的牌桌，不是乱哄哄上演着的马戏。

　　民主应该给我们提供一个充满“诗意”的生活世界，在这里，神圣、崇高、友谊、爱情、诚信、仁慈以及悲悯有栖居之地;在这里，是所有人分享着人性的温情，不是动物划定领地和分配战利品。

　　是的，现代民主政体实际上是宪政的实施，但宪法的作用不能由宪法本身来保障，关键还在于我们能否给予宪法以生命。托克维尔说：“美国的联邦宪法，好象能工巧匠创造的一件只能使发明人成名发财，而落入他人之手就变成一无用处的美丽艺术品。墨西哥的状况，就是说明这个问题的例证。墨西哥希望实行联邦制，于是把他们的邻居英裔美国人的联邦宪法作为蓝本，并几乎全部照抄过来，但是他们只抄来了宪法的条文，而无法同时把给予宪法以生命的精神移植过来。

　　那么，在美国什么是给予宪法以生命的精神?毫无疑问，这就是在美国乡镇自治中表现出来的精神，托克维尔称作“乡镇精神”。这一精神，把基层政权的运作“结社”化，将宪法的理性构架化作可以具体实施的实际内容。可以说，没有这一渗透到社会生活细胞层面的“结社”精神，美国联邦宪法也会是一纸空文。

　　有人说，中国经济薄弱，所以还不能推行现代民主政体，我认为虽说中国经济薄弱，但总还是要比两百多年前的美国强吧;有人说，中国人文化素质差，还很难理解现代民主的精髓和要义，我认为别说两百多年前的美国，就是现在的美国，未必有一半的人真懂得民主，在民主实践中真正做到了知之真切笃实，行之明觉精微，所以我认为这也不是理由;还有人说，没有庞大的中产阶级，所以民主应该缓行，这一条理由，我认为根本不值得一驳，只要读读富兰克林的传记，就会明白，民主并非只是中产阶级能玩的游戏。

　　我认为现代民主政体不能立即在中国照搬的理由只有一条，就是中国还欠缺类似于美国那样的自治的乡镇，对于这种乡镇的好处，托克维尔是这样说的：“他们在力所能及的有限范围内，试着去管理社会，使自己习惯于自由赖以实现的组织形式，而没有这种组织形式，自由只有靠革命来实现。他们体会到这种组织形式的好处，产生了遵守秩序的志趣，理解了权力和谐的优点，并对他们的义务的性质和权利范围终于形成明确的和切合实际的概念。”

　　不过，乡镇自治起良好作用的关键还不在于分权机制，最重要的是在自治中是否有“乡镇精神”，而“乡镇精神”则是在无数社团中进行结社活动形成的。“乡镇精神”使立国之初的美国一般民众，也拥有比中国今天的宪政专家更多的政治智慧。

　　正是这样的政治智慧，才使民主成为自由的手段，才使宪政的理性构想融入了民众的生活世界。我们一定不能忽略，在乡镇自治的周围，拥有无数的社团。

　　“结义”带来的共同体，可能坚硬如石，但这样的坚硬是沙子们在烈火中烘烤，在外力的打压中形成的，这样的共同体是非生命的，人性和“诗意”在其中决无栖居之地，民主在其中会成为一致的暴虐，自由在其中会演化成没有边界的残酷。

　　红楼人物

　　金陵十二钗正册：林黛玉（判词）、薛宝钗（判词）、贾元春（判词）、贾探春（判词）、史湘云（判词）、妙玉（判词）、贾迎春（判词）、贾惜春（判词）、王熙凤（判词）、巧姐（判词）、李纨（判词）、秦可卿（判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