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甲戌本》不避康熙帝“玄”字讳的问题-经典文学作品网

　　“脂伪论”考证上的重大失误——与欧阳健等先生商榷

　　红学研究

　　欧阳健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明清小说研究家，他于1993年前后提出“脂批”和“脂本”都是为迎合胡适的“新红学”而伪造的，而《程甲本》才是曹雪芹“正宗真本”的观点，引起红学界的极大震动和激烈的争论。二○○三年，欧阳先生又出版巨著《还原脂研斋》(以下简称《还原》)，都四五十万字，从各个方面多层次地阐述自己的观点，可谓集“脂伪论”之大成。欧阳先生不弃末学，与笔者兄弟相称，并热心为笔者查找复印资料，在下感激不尽。但套用西方哲人亚里斯多德的话：“吾爱吾友，但吾更爱真理”。笔者细读欧阳先生所赠《红楼新辨》、《红学辨伪论》以及《红学百年风云录》、《还原脂研斋》诸书，不能不认为其“脂伪论”无法成立。

　　“事实胜于雄辩”，无论你说什么、怎样说，最后都要凭事实说话。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说，根本在于考证是否成立。而“脂伪论”在论证过程中出现了重大的、不应该有的误考误证。篇幅有限，本文仅列举要者略加辨析：

　　一、关于《甲戌本》不避康熙帝“玄”字讳的问题

　　欧阳先生对“脂本”以及“脂批”产生怀疑，发端于《甲戌本》的不避康熙帝“玄”字讳。1993年，欧阳先生在《关于〈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的讳字》一文中写道：“由讳字鉴定版本时代绝无例外”(1)[P92]，“康熙是清代的圣祖，他的讳，乾隆时要避，嘉庆、道光要避，咸丰、同治、光绪、宣统时也要避，终清之世，统统要避——何时可以不在避了呢?惟有清亡之后的民国”!(1)[P94]。以此作为“脂伪”的“一个硬证”。清朝避康熙帝“玄烨”的名讳，“玄”字或“敬缺末笔”或改写为“元”字，而且举凡“玄”的组合字如“眩、泫、炫、铉、弦、痃、舷、伭、蓄”等字中的“玄”都要“敬缺末笔”。在《还原》一书中指出《甲戌本》第七回侧批：“攒花簇锦文字，故使人耳目眩乱”中的“眩”字不缺笔(2)[P369]，云云。

　　其实，海内外学者如日本石雷、香港梅节先生以及笔者，都发现了清朝民间的“抄本”和“刻本”中“玄”字不避讳或者避讳不严、不全的实例，证实了这种“避讳绝对论”的观点不能成立，此不赘引。

　　令人感到好笑的是，被欧阳健等先生视为“正宗真本”的《程甲本》避讳也不严格。比如，《程甲本》卷首“绣像”第二十二幅“女乐”后“调寄菩萨蛮”赞辞：“絃管无情，竟作晨钟侣”中的“絃”字(3)[P54]，就不避讳(见附图)。另外，如第十回尤氏和璜大奶奶谈论秦可卿的病情：“话也懒怠说，眼神发眩”(3)[P311]，张先生说秦氏的病症“头目不时眩晕”(3)[P321]，第十一回尤氏说吃了张先生的药“今日头眩的略好些” (3)[P328]，这几处的“眩”字都没有缺末笔，也就是说没有避讳。那么根据欧阳先生“绝不例外避讳”的观点，难道可以认为《程甲本》也是“民国以后为迎合某人需要”而“伪造”的吗?

　　二、关于“造化主”是否“现代词汇”的问题

　　《甲戌本》第一回有脂批“今而后，惟愿造化主再出一芹一脂。是书何幸，余二人亦大快遂心于九泉矣。甲午八月泪笔”。《还原》中根据《汉语大词典》等资料认为“造化主”一词是梁启超光绪二十八年(1902)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首先使用的“现代词汇”，因此说“梁启超既是中国最早使用‘造化主’一词的人，则下这条批语决不会早于光绪壬寅(1902)”(2)[P180]。

　　笔者在给欧阳先生的信中指出，《汉语大词典》学术水平较低，不能作为追寻“语源”的根据。实际上，魏源《海国图志》卷二十五《各国回教总考》中就已经记载：“《西域图志》：回人尊敬造化之主”，称天主为“大造化主”(4)[P528];卷二十六《西印度如德亚国沿革》记载：“《坤舆图说》：亚细亚最西有名邦，曰如德亚。……因造物主降生是邦，故人称为圣主”等等(4)[P537]。按：魏源的《海国图志》五十卷本初版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百卷本初版于咸丰二年(1852)，至少比梁启超使用“造化主”一词要早半个世纪以上。而其所引用的《坤舆图说》为明末清初来华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1623—1688)所著，《西域图志》则为乾隆二十一年(1756)敕修。这都证明在曹雪芹和脂砚斋之前，“造化主”和“造物主”(两者同意)已经在中国大量使用。更早的例子则出现于唐代，唐代的傅奕《请废佛法表》一文中有“大唐廓定，作造化之主” (5)[P591];著名的边塞诗人高适《鲲化为鹏赋》一文中有“一朝乘阴阳之运，遇造化之主” (5)[P1241]等等。也就是说“造化主”一词及其概念，唐代就已经出现，根本与梁启超无关，也根本不是梁启超首先使用，到曹雪芹时代已经使用了上千年了。

　　三、关于“妮子”和“千伶百俐”词汇问题

　　《甲戌本》第三回有脂批曰：“最厌近之小说中，满纸‘千伶百俐’，这‘妮子亦通文墨’等语”。《还原》一书中认为：清代小说中使用“千伶百俐”一词的“除了《续金瓶梅》，成书都比《红楼梦》晚。脂砚斋所谓‘近之小说’，肯定不会指《续金瓶梅》” (2)[P130]，又说清代小说中使用“妮子”一词的自《镜花缘》起到《孽海花》“写得都比《红楼梦》晚。最有意思的是，将‘千伶百俐’、‘这妮子’写进同一书中的，是曾朴的《孽海花》。脂砚斋之所嘲，莫非即此书乎?若真是这样，这条脂批就批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之后了”(2)[P131]。

　　按：“妮子”、“伶俐”作为口头文学语汇，大约起源于唐、宋。如《新五代史作》卷十七《晋高皇后李氏传》：“吾有梳头妮子，窃一药囊以奔于晋，今皆在否?”(6)[P19]朱熹《朱子语类》卷三九《论语》二十一《柴也愚章》：“有一等伶俐人，见得虽快，然只是从皮肤上略过”(7)[P17]。作为著名明清小说的研究家，欧阳先生应该知道：“妮子”和“伶俐”语汇，在宋元明清的词曲小调及小说杂剧中早已大量使用。“伶俐”之加“千、百”等数词，不过是汉语口语中为强调语气经常使用的修辞手法，如“奇怪”做“千奇百怪”、“姿态”做“千姿百态”、“锤炼”做“千锤百炼”、“娇媚”做“千娇百媚”、“了当”做“千了百当”等等，不胜枚举。清代中前期小说使用“妮子”和“千伶百俐”语汇的，如丁耀亢《续金瓶梅》第五十一回：“月娘心里想：‘这妮子离家久了，见我出了家，有些二心’”(8)[P496];第四十八回：“孔寡妇道：‘桂姑娘，你平日千伶百俐，又和我女儿比亲生姊妹般同’” (8)[P462];李百川《绿野仙踪》第七十二回：“于冰道：‘这小妮子怀恨于我，非一年矣’” (9)[P719];第十八回：“胡监生道：‘娘子千伶百俐，难道还不知小生的意思么?’”(9)[P159]，等等。这都是“妮子”和“千伶百俐”见于同一部小说中的例子。无论曹雪芹、脂砚斋等人是否见过这些小说，可以肯定的是：曹雪芹同时代的清朝中前期，“妮子”和“千伶百俐”是文学作品中大量使用的语汇。更不要说那些我们今天已看不到的，当时大量产生的粗制滥造的“才子佳人”等“近之小说“，比如《红楼梦》中提到的《凤求凰》以及贾母所痛批的弹词、戏曲、小说之类。依此来推断“脂批”是民国以后伪造，根本不合逻辑!

　　四、关于“省发”一词和“黛玉葬花图”

　　《庚辰本》第二十三回有畸笏叟的一段眉批，《还原》一书中断句为“丁亥春间，偶识一浙省发，其白描美人，真神品物，甚合余意。奈彼因宦缘所缠无暇，且不能久留都下，未几南行矣。余至今耿耿，怅然之至。恨与阿颦结一笔墨缘之难若此，叹叹。丁亥夏，畸笏叟”。《还原》中引《元史•选举志》进行一番考证，认为“‘省发’乃官员委任的一种制度”(2)[P140]，眉批中的“浙省发的《美人图》”就是《黛玉葬花图》，而“嘉庆六年(1801)李佩金《萧湘夜雨》所咏《题葬花图》，是最早产生的葬花图”，“批中所云丁亥，肯定不会是乾隆三十二年丁亥(1767)，而只能是嘉庆年间《葬花图》盛行之后的道光七年丁亥(1872)、甚至光绪十三年丁亥(1887)”云云。

　　按，元代以前因中央机构设三省六部(元代仅设一中书省，为太子兼职)，官吏的任免根据官品高下分别由“中书省”和“吏部”任命，故此有“省发”和“部发”之说。但是，明代初年，朱元璋嫌三省权力太大，为集中皇权，下令撤消中央机构“省”的建制，仅保留“六部”，因此“官员任免制度”中没有“省发”一说。而“清承明制”，比明代的权力更加集中，中央机构也不设“省”的建制，故此清代的“官员任免制度”中，也没有“省发”一说。因此，畸笏叟批语中的“省发”二字，并不是指“官员任免制度”，根本购不成一个词汇。欧阳先生对此批的断句是有问题的，也必然影响到对这条批语的理解。正确的断句应该将“省”、“发”二字断开，为“偶识一浙省，发其白描美人，真神品物，甚合余意”。所谓“浙省”是“浙江省人”的省略语，而“靖批”中作“浙省客”，可证。“发”为动词，为“打开”、“展示”之意。

　　那么批语中的“美人图”是否就是《黛玉葬花图》呢?细读批语，其中“无暇”二字，传给我们几条信息：畸笏叟确实曾求过“浙省客”画《黛玉葬花图》，否则谈不上什么“有暇”还是“无暇”，这是一;其二，“奈彼因宦缘所缠，无暇”，“浙省客”忙于公务，没有时间来细研《红楼梦》、精绘《葬花图》;“未几南行矣”，根本就没有画成。如果“美人图”就是《黛玉葬花图》，并且畸笏叟十分满意，称之为“神品”。则“与阿颦一段笔墨缘”应该是早已如愿“了结”，根本就不会因“浙省客”“无暇”、“未几南下”而徒唤“奈何”，“耿耿至今，怅然之至”，“恨恨”不已，再三“叹叹”了。因此，可以肯定欧阳先生将“浙省客”之“美人图”当成《黛玉葬花图》的理解是错误的，所做的考证是既不合逻辑，也文不对题，根本不能成立。

　　五、关于关于“西堂产九台灵芝”的问题

　　《庚辰本》第二十八回有眉批曰：“大海饮酒，西堂产九台灵芝日也。批书至此，宁不悲乎?”。《还原》中引克非先生《红楼雾瘴》中的话：“未见过，也未听见采芝出售的山民说过叠成若干层的(灵芝)，连类似的传说也没有。事实上也不可能有这样的灵芝”(2)[P169]，称“将此说驳得体无完肤”(2)[P168]。

　　世上许多事情，欧阳先生和克非先生“未见过”或者“未听说过”的多之又多，并不能因自己“未见过”或“未听说过”就可以断定“不可能有”!事实上，这种克非先生连“听都没听过”的“叠成若干层的灵芝”，不仅自古就有，而且红学界经常使用的一种史料——曹寅《楝亭集》中就有明确的记载!《楝亭诗钞》卷七《栗花歌》小序云：“栗花，栗树所产菌。其大逾常，不时见。偃盖七重，色绀赤。友人云，即紫芝。因戏为此歌”(10)[P2]。这种“叠成若干层的灵芝”(即“偃盖七重”也)，因为“其大逾常，不时见”，十分稀罕，因此也分外珍贵，被视未奇珍异宝，祥瑞之兆。故尔曹寅长歌歌之，而脂砚斋也必当铭记在心，破家之后，每一忆及此事，自然“宁不悲乎”了。正因为它的“不时有”，欧阳先生和克非先生“未见过”甚至连听也“未听说过”，这本来并不奇怪，但就因此而断言“事实上不可能有这样的灵芝”，恐怕是厚诬古人了。无论如何，不能将曹寅的《楝亭集》也视为“伪书”吧?

　　六、关于“燕山窦公”的典故问题

　　《有正本》第四回前有题诗云：“请君着眼护官符，把笔悲伤说世途。作者泪痕同我泪，燕山仍旧窦公无”。一般认为这里的“燕山窦公”指五代时期的窦禹钧，但《还原》一书经过长篇考证，认为是汉代的窦宪(2)[P343]。并因此而说题诗为狄葆贤所作，“有正本的坐标，只能定在公元1911年”(2)[P347]云云。

　　但是，不管《还原》中如何考证，始终提不出任何一个将“燕山窦公”当作窦宪典故的例子。这毫不奇怪，因为在宋元明清科举盛行的年代，“五子登科”的典故几乎人人皆知，而这个典故就是指窦禹钧，毫无疑问。比如明清时代作为儿童识字课本的《三字经》中就有“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11)[P3];《幼学琼林》卷四《花木》：“窦禹钧五子齐荣，人称五桂”，并有注释：“窦禹钧为人素称长者，年三十无子。往延寿寺烧香，拾得遗金持归。名旦诣寺，见一人涕泣，公问所因。其人告曰：‘父犯大罪，贷百金将赎父罪。昨日昏睡失去’，公以金还之。夜梦祖父曰：‘汝有阴德，延寿二纪，赐五子，皆显擢’。后公至左谏议大夫致仕。生五子仪、俨、侃、偁、僖，俱登第。人称‘燕山五桂’耳”(12)[P211]。题诗中正是以窦禹钧的“教子有方”来反衬《红楼梦》中贾府的“子孙不肖”，非常贴切。

　　而且窦宪是汉代人，窦禹钧是五代人，对于宋以后的人来说都是典故，无论“燕山窦公”是指窦宪还是指窦禹钧，都不能判定用此典的是哪代、哪朝人。那是不合逻辑的。

　　七、关于脂批中三个“特殊词语”：“悬崖撒手”、“恒河沙数”及“常山之蛇”

　　吴国柱先生在2004年《红楼》第四期发表《脂批“承袭型”举例》(以下简称《承袭》)一文，其中有关“考证”问题，今也一并在此讨论。

　　吴先生《承袭》一文中认为“脂批”中的许多词汇“承袭”自嘉庆以后的点评派。令人感到很奇怪，所列举的三条脂批的“特殊词语”：“悬崖撒手”、“恒河沙数”、“常山之蛇”，实际上都是唐宋之前的典故，对清代人来说是根本谈不上“谁承袭谁”的问题，更谈不上是“直接承袭(清朝中晚期)历代各家之批的”。而吴国柱先生却在《承袭》一文中硬说“从以上‘悬崖撒手’、‘恒河沙数’、‘常山之蛇’三个例子来看，脂砚斋在评点《石头记》时，很可能读过二知道人《红楼梦说梦》和王希廉、张新之、姚燮‘三家评本’”(13)[P16]，因此甲戌、己卯、庚辰诸脂本“绝非乾隆年间的批本”云云(13)[P17]。请看事实：

　　(1)“悬崖撒手”一词，在佛教的唐宋禅宗语录中是经常遇见的词汇。因为禅宗不主张长期对佛教经典的潜心修为，而讲究“明心见性”的“顿悟”，所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所以“悬崖撒手”一词是经常挂在嘴边的。比如宋代绍隆等编《圆悟佛果禅师语录》卷第三有云：“上堂云：……方论照用，直下悬崖撒手，便可承当，还有恁么人么?”(14)[P229]，“上堂云：古佛有通津，当阳亘古今。悬崖能撒手，一语直千金”(14)[P233];卷第七有“万仞悬崖撒手，要须其人”(14)[P250];卷第八有“更说甚衲僧巴鼻，争如撒手悬崖去”(14)[P254];卷第十有：“向万丈悬崖处撒手，百尺竿头进步，且道此事毕竟如何委悉?”(14)[P262]等等，这位宋代禅师反复叮咛弟子“悬崖撒手”，可谓不厌其烦。

　　(2)“恒河沙数”也是佛教经典中常用的词汇，喻数目之多。如南北朝鸠摩罗什所译《金刚般若波罗密经》之《无为福胜分第十一》云：“须菩提，如恒河中所有沙数，如是沙等恒河，于意云何?是诸恒河沙，宁为多不?……我今实告言汝：若有善男子、女人，以七宝满尔所恒河沙数三千大千世界，以用布施，得福多不?须菩提言：甚多”(15)[P167]。同为鸠摩罗什所译《妙法莲华经》卷第三《化城喻品第七》云：“千万亿恒河沙那由他等众生，亦以不受一切法故，而于诸漏心得解脱”(15)[P896];卷第三《授学无学人记品第九》中云：“为十方无量千万亿恒河沙等诸佛如来所共赞叹，称其功德”(15)[P919]等等。

　　(3)“常山之蛇”也是在用典，而且出典更早。春秋之际的《孙子兵法》第十一卷《九地篇》云：“故善用兵，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16)[P189--190]。《晋书•桓温传》记载：“初，诸葛亮造‘八阵图’于鱼复平沙之上……。温见之，谓‘此常山蛇之势也’”(17)[P300]。文人中常用此典，如南北朝庾信《哀江南赋》中云：“昆阳之战象走林，常山之阵蛇奔穴”(18)[P220]等等。

　　从上可知，认为脂砚斋、畸笏叟诸人只有读过“二知道人”等人的批语，才知道、才能够使用“悬崖撒手、恒河沙数、常山之蛇”这类“特殊词语”，完全是考证上的严重失误。真不知从何说起!

　　以上诸考证问题，谈不上艰深，笔者所引用也皆为常见古籍和古典文学作品，甚至有的浅显如《三字经》、《幼学琼林》之类。除了克非先生是小说家而外，欧阳先生和吴先生都是我国专攻古典文学的著名学者，以他们真实的学术水平而论，应该绝不会出现如此重大的却十分低级的失误。之所以然者，是他们陷入“窃斧之疑”的心理怪圈，千方百计强扭曲解以符合己说，因此出现不合逻辑的粗疏轻率的考证和论证。

　　参考文献：

　　(1) 欧阳健《红学辨伪论》，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2) 欧阳健《还原脂砚斋》，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3) 《程甲本红楼梦》，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影印本;

　　(4) 清•魏源《海国图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续修四库全书》第743册影印本;

　　(5) 清•董诰等编《全唐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影印本;

　　(6) 宋•欧阳修《新五代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影印本;

　　(7) 宋•朱熹《朱子语类》，北京：乾隆《四库全书》本;

　　(8) 清•丁耀亢《续金瓶梅》，济南：齐鲁出版社1988年版;

　　(9) 清•李百川《绿野仙踪》，北京：人民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

　　(10) 清•曹寅《楝亭集•楝亭诗钞》卷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影印本;

　　(11) 宋•王应麟《三字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