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书？

　　梦断红楼[完整版]

　　红学研究

　　几点声明(代序)

　　1.         开宗明义，本书的写作目的，在于讨论而非争论。即使是争论也有争论的规矩。基本表达自己的观点也就行了。搬出曹雪芹，或者干脆搬出所谓的“权威”来，哭哭啼啼，显然不是好办法。

　　2.         开宗明义第二，在学术的范围内，贯穿本书的指导原则就是坚持科学的立场，与相反的观点展开论战。这就是说，我要准确地说出什么是我的观点，我的观点在什么地方与对方不同，然后摆出我所知道的观点、材料等等支持我的论述，反驳相反的观点。

　　斯宾诺莎说：一切肯定都是否定。所以既然我试图确立一些正面的观点，那么澄清一些看来是似是而非的观点就必不可免。这就是说，我始终保持“点到为止”的态度。该说的话说后，如果反对者仍然继续没完没了地重复自己说了八百遍的话，请原谅，恕不奉陪!

　　我认为，在这个方面没有调和的可能。是就是，否则否。就是没有把握，也要说出来。这才是唯一负责的态度。可以说，任何学术的进步都存在一个历史过程。从不科学向比较科学前进。虽然在具体的历史时期会发生暂时倒退，但是对于我来说，我只对理论本身负责。至于有的人借研究《红楼梦》为名，其实在树立自己的什么“权威”，“派系”这些东西，可以说，这是我最为反感的事情。让这些家伙见鬼去吧。我的唯一目的就是还《红楼梦》以真相。进一步说，我与其他不得了的“权威”争论的焦点就是，《红楼梦》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书。是“言情”、“人情”、“谈情”这样的小说，还是如毛主席所明确指出的，是一部“政治历史”小说。

　　3.         我认为这是两种完全不能调和的理论体系。因为作品的主题只能是唯一的。任何试图调和这两种观点的观点，在我看来都不过是折衷主义，中间路线。在理论上，唯独中间路线没有出路。理论的任何进步，都势必扬弃其对立面。中间路线看来兼容并收，实则不然。中间路线往往是浅薄的。理论的深化必然要拿出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到目前为止，红学的一般体系还是认为这是一部“谈情”的作品，其中或者偶然干涉朝政，但不过是闲笔而已。

　　所以本书的价值就在于提出一个针锋相对的理论体系，揭示出《红楼梦》究竟在什么程度上是一部政治历史小说，是彻头彻尾，是掩盖，还是闲笔。

　　4.         理论的进步自然要有所淘汰。如果我在序言里就说“谈情派”已经被淘汰，恐怕不能服众。但是如果阅读完本书，恐怕读者就会同意我的观点了。至于说理论的命运，这我倒并不特别在意。举例来说，在某时期，每个人都说《红楼梦》是一部政治历史小说。可是这个历史时期一过，人们又纷纷持相反的观点，都说这大体上是一部“人情”小说。可以说，“谈情派”的靠得住的“权威”，似乎还是要推那个“史”和那个“略”。这个什么“史略”可不得了啊!就这么一“略”，那个“史”也就基本没什么了。就像《红楼梦》这样的作品，东这么一“略”，西这么一“略”，最后几叶纸轻轻一带，哈哈一笑，不过人情小说而已。好一个等闲的“人情小说”呀!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在本书中看一看那个“略”究竟都是些什么东西!

　　至于那个特别历史时期，可以说，说作品是政治历史小说，这是正确的。大方向虽然正确，但是基本没有分析论证。所以事过境迁，政治历史说居然成了教条!人们纷纷以能够说出错误的东西为最大的光荣!可以说，这样的治学态度实乃我辈莫大之耻辱也。我可以这么说，我提出一系列比较可靠的观点，那里管他外界的风云如何变幻!只有我的论证不被驳倒，我的结论就安如磐石。

　　5.         说到这里，我有必要再声明，我对本书的论述还是很有把握的。至于是不是另有大贤存在，能够把我的观点驳的体无完肤，从最严格的角度说，谁也没有这么大的把握。我只是知道，我对我的论敌，谈情派还是比较了解的。谈情派的基本错误，我都将一一谈到。而且我也有比较大的把握，这里所阐述的观点，最多只能在程度上有变化，但是基本的方向，也就是政治历史说的方向，是不可动摇的。至于谈情派是不是找到什么特别有效的论据把这里的观点一一驳倒，虽然我不这么认为，但是很明显，我并非谈情派，对方的能耐不好妄下结论。

　　6.         一般来说，作者信奉学术自由，对本书观点表示反对，可以说，一切正直的批评本人均表欢迎。古人曾言，奇文共欣赏，相析同与评。至于摆“老资格”，说的客气一些，这与我无关，我只对理论本身负责;说的稍微激烈一些，请这些老先生放清醒些，看清本书究竟是在什么样的层次上讨论问题。这里的确对于例如林黛玉的裹脚布这样的古人必不可少的生活用品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与分析。再次请求原谅!

　　7.         本文的观点完全限于学术范围。如果在其他场合加以引用，一概自负其责。

　　8.         鉴于《红楼梦》的认识长期限于停滞状态，这里有理由对所谓红学家没有给予足够充分的重视。可以说，没有这些先生们，国人对于作品的认识也不会落后多少;相反，这些先生们的工作，的确陷《红楼梦》的研究于绝境。

　　9.         所以这里的突破是具有本质意义的，全面的。这里第一次系统地从所谓“政治历史”的层次对作品加以考察。可以说，关于这个方面的工作，目前为止，只有我才是自觉、系统地进行。即使是基于这个理由，我也有充分的权利要求所谓的红学家远离《红楼梦》，远离大观园。而留给自由思想一点空间。

　　10.     本书同时反对目前盛行于有关《红楼梦》研究中的一种不良倾向。当前确实有人试图“神话”曹雪芹及《红楼梦》。我认为，类似倾向的抬头是不正常的。从古代以来，一些不学无术的学者就神话孔老夫子。还有人神话毛主席。针对这样的人，毛主席一针见血地指出，说是树我，其实不知是树谁人。

　　可笑有人居然在《红楼梦》这样一部空前反对权威的作品中也在搞类似的“造神”运动。仿佛不如此就不足以表达对曹雪芹的无限敬仰于万一!

　　11.     鉴于此，作者庄严声明，我始终力图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来评价这位伟人。这就是说，曹雪芹的敌人自古以来就有。其中就包括这么两种看似截然相反的类型。一种就是正面攻击作品伤风败俗等等;还有一种就是表面上给曹雪芹一个很高的地位，但是唯独不允许其他的人对这位人物加以论述、评价等等。这就是说，前一种虽然看上去是曹雪芹最凶恶的敌人，但是至少还保持理论的内外一致;而后一种则更加讨厌。这后一种摆出一副《红楼梦》主人的样子，其实兜售的不过是自己的两首“情诗艳赋”，以及自己肚子里那点骚水。而如果有人试图使红学的研究摆脱这样骚烘烘的“权威”的影响，就要被扣上“无知”、“专断”这样的帽子。

　　12.     鉴于此，我认为，不同的人对作品的不同认识是正常的事情。至于所谓“谈情派”，虽然在下认为这基本属于老骚货范畴，但是也未尝有丝毫强加于对方的意图。总之，本书基本的风格是要通过资料，论证以及作品本身说话。诚所谓大路朝天，各走半边是也。

　　13.     至于我对曹雪芹的一般看法，这是本书的一个主要的论述任务。但是在这里不妨一般性地谈一谈。首先，曹雪芹的确是我国古典文学的第一人。我国古典文化林林总总，洋洋大观，尽可在作品中一收眼底。这样的文学艺术功力是罕见的。相反，指指点点，尽可以把古典文化贬得一无是处。这倒是极为容易的事情。人们只听说过战士有这样或者那样的缺点，但是又有谁知道苍蝇有什么缺点呢?

　　低估《红楼梦》历史地位的那些自称不是“作家”的身份不明之人，的确不必假装出于“谦虚”的目的说什么《红楼梦》要比例如巴尔扎克这样的法国文学要低上一筹。说这样话的作家，不知他是根据什么标准得出他的结论。我相信，如果他敢于列出他的观点，肯定会受到严厉的反驳。而既然这些伟大的“非作家”没有明确地说出自己的论据，那么就只能被认为是胡说八道，没有任何合理依据。

　　反之，当下有些人出于“垄断”作品的独特动机把《红楼梦》与曹雪芹吹嘘得漫无边际。这同样不是严肃的态度。我要说，曹雪芹的确存在思想上的局限。当然思想的局限是每个人都有的。因为人毕竟是历史的产物。我只是说与巴尔扎克的情形非常接近，曹雪芹也是所谓“上流社会”的最后一个叛逆。虽然他指出了上流社会崩溃的必然趋势，但是他的同情显然是寄托于那个注定灭亡的阶级。因此曹雪芹不能接受新道德兴起之前、旧道德崩溃之后的这么一段历史时期。这是作者的局限，也是作者的悲剧。如果有必要，我将在本书专门论述这个问题。

　　现在的问题在于，作品还没有得到正确的认识。大量的红学专家还在“情”字上做功夫。说句稍稍夸张的话，我甚至认为这样的红学家在追求所谓“市场效应”。而本书的一个作用，就是扫除功利主义。还《红楼梦》研究一片真正明朗的天空。

　　14.     至于我研究《红楼梦》的动机，可以说，一方面是受到伟大领袖的号召，觉得看一看是有必要的事情，总会有些益处。但是看过之后，开始感到很迷惑，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感到很受震动。后来又不断地阅读了一些关于《红楼梦》的资料。可以说，我认为人们并没有很好地把握作品的主题。以至于这样一部伟大的作品一直没有得到正确的理解，更多地被当作消遣的对象了。我当然不是反对人们拿它作为消遣。相反，这是作品的一个长处。例如很少能够拿“泥土天才”、“非作家”的文字当作消遣一样。后者的作品当真令人惨不忍睹。牙碜得不得了。但是如果认为《红楼梦》仅仅是消遣的小说，这就不好了。

　　正是由于我与目前红学界的一般观点存在重大的差别，所以我决定把我的观点陆陆续续以散文的形式写下来，与所有喜欢作品的人分享。至于这里的观点是不是触犯了某些大人物的利益，这就不关我的事情了。如果你不同意我的观点，大可以反驳。如果说的有道理，或许还能推动红学的进一步发展。即使不能推动红学的发展，至少我还是要感谢那些有说服力的作品，因为这毕竟对我对作品的理解具有推动作用。至于那些不屑于赐教的高人，偏偏又喜欢骂人，那也没什么，或者我兴趣好，彼此互骂，或者我觉得很无聊，一笑了之罢了。

　　族谱

　　只要用心，就可以从《红楼梦》中得到大量启发。[1]区别好的想法和坏的想法，首先要看是不是符合原著的原意，其次才是观点是不是深刻。例如，颇有人就真的把所谓“妇女解放”和《红楼梦》直接联系起来了。这个观点很难说是错误的。谁能说“妇女解放”是错误的呢?但这又和《红楼梦》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看到，恰恰在《红楼梦》中，正是妇女构成家族体系的主干。这就是说，从一开始，妇女的地位就已经很高了。[2]但这是从血缘的角度说的。这和后来人们所说的要求妇女地位普遍的平等是不同的。在以血缘维系的大家族中，地位的不平等才是制度的基础。

　　所以与其说什么“妇女解放”，不如说“人性解放”。但即使是这样，这里还是不能认为《红楼梦》直接吹响了“向封建制度进军的号角”。更严格地说，这是一部现实主义的作品。如果你看到了作品的反封建倾向，那么重要的不是形式主义地指出这种倾向。相反，问题在于证明这种倾向。这就是，作品在什么地方存在这样的倾向，反对的具体是什么样的封建观念等等。

　　以上只是举了一个例子，说明《红楼梦》的研究要从其本身出发。尽管对《红楼梦》的研究不能完全排除研究者的主观影响[3]，但是我们的目的还是尽量把这种影响限制在最小的范围之内。

　　其实只是冷子兴给贾雨村介绍的“贾府”的族谱就已经向我们揭示了大量的信息。

　　可以看到，第一代的人物是“水”字旁，第二代是“人”字旁，第三代是“文”字旁，第四代则是“玉”字旁，而第五代是“草”字旁。

　　这已经告诉读者《红楼梦》人物的命运了。“水”者，源也;“人”者，人也;“文”者，伪也;“玉”者，欲也;“草”者，草也。

　　这就是说，第一代是创业的一代。第二代不失“人”的本色。而“人的本色”，包括率朴，洒脱，对命运的掌握，总之，是自由。为什么说“文”是“伪”的意思呢?

　　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後君子。”

　　也就是说，古人将“文”与“质”对立起来考虑。不过似乎还没有一本字典是把“文”与“伪”联系起来解释的。但我们的确能够从这个“文”中得到“伪”的大量证据，结合《红楼梦》来看就更加是这样。

　　大家知道，《红楼梦》的主角属于“玉”这个辈分。“玉”按照古人的理解，就是“欲”，而且特别是指“色欲”。[4]林黛玉曾经问过贾宝玉，“至坚者宝，至贵者玉。尔有何宝?尔有何坚?”而警幻仙子接着林黛玉说了下面的话，“吾所爱汝者，乃天下古今第一淫人也。”

　　好，两位妇女解放运动先驱对贾宝玉的论断相当准确，这就省了我的事情了。我可以正式声明，从今以后，贾宝玉的“玉”就是“色欲”的“欲”。这已经没有其他的理解了。

　　当然，警幻对贾宝玉的宣判留了一些余地。警幻说什么“淫虽一理，意则有别”，[5]“如尔则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吾辈推之为‘意淫’。‘意淫’二字，惟心会而不可口传，可神通而不可语达”，但很快就暴露出“本来面目”：“吾不忍君独为我闺阁增光，见弃于世道，是以特引前来，醉以灵酒，沁以仙茗，警以妙曲，再将吾妹一人，乳名兼美字可卿者，许配于汝。今夕良时，即可成姻。不过令汝领略此仙闺幻境之风光尚如此，何况尘境之情景哉?而今后万万解释，改悟前情，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而且“说毕便秘授以云雨之事，推宝玉入房，将门掩上自去”。

　　这就是警幻的所谓“意淫”了。贾宝玉经此一次，尝出了“甜头”，是不是以后就这么一直“意淫”下去了呢?

　　一个人如果不能控制自己的情欲，就是把自己放在“畜生”的行列里。这里警幻所谓“意淫”不过是色鬼的托词而已。

　　这样可以看到，第一、二代可以说是“创业”的一代，第三代就开始不像话了，只知道“文”，只知道胡说八道，没有什么切实的本事，这就不好了。而第四代就成为只知道发泄情欲的畜生。[6]到了第五代就成为“草民”了。《红楼梦》主要集中在第三、四、五代上着眼。其中第四代，即贾宝玉这一代的确是“承上启下”的一代，转折就发生在这里。

　　这是从“纵向”看《红楼梦》。以前大家都说《红楼梦》是一部反映大家族衰落的小说，但没有具体说出是怎么衰落的。我们看到，具体的脉络，作者，如果没有其他不同意见的话，曹雪芹已经很明白地告诉我们了，这个过程就是从“水”到“草”的过程。下面进一步来看一看应该怎样理解这段历史。

　　浮沉

　　有一种说法，认为理解《红楼梦》有三个层次：文学的、政治的和哲学的。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这是理解《红楼梦》的高下有序的三个层次。

　　但是这种说法本身或者是武断的。没有根据证明这三个层次是按照这个顺序排列的。其实恰好相反，能够从艺术的角度欣赏《红楼梦》的，往往是水平比较高的读者;而几乎人人都可以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对《红楼梦》横加指责，任意品评。

　　这里的兴趣主要不是从艺术上对《红楼梦》加以赏鉴。《红楼梦》一书唯美主义倾向相当强烈，可以说与《楚辞》不相上下。但是非常遗憾，众多“红学”专家深深陷入情节的发展之中不能自拔，甚至可以说完全迷失在曹雪芹的笔下。这是这么多年以来“红学”研究的一个误区。不能从单纯情节的考证、推论中解脱出来，就不能更深入地理解《红楼梦》，反而只是停留在非常浅薄的“讲故事”的层次，这不能不说是“红学”停滞的一个主要原因。

　　这里完全不是否认对《红楼梦》加以猜测的必要性。但是 “红学”的研究必将开辟新的方向。而且这个工作也的确有了一定的成绩。如果“红学”以前的重点放在“分析”上，那么现在工作的重点就要放在“综合”上了。

　　无论如何，上面提到的观点是非常引人注意的。这里仍然不能避免俗套，把对《红楼梦》的美学分析暂时放在一边，我们将首先把注意力放在所谓“政治”这个层次上。

　　政治与美恰好直接相反。如果说“美”是正一，“政治”就是负一。如果你说“政治是丑恶的”，恐怕没有人会否认这个观点。人们最多认为这个说法是天真的，可能未必就是错误的。

　　既然提到政治，就不能不提到斗争。政治即斗争，或者反过来说，斗争即政治，也是一样。这个方面理智的思考往往被感情的冲动破坏了。

　　有一种说法，直接从“革命”与“反革命”两个对立的立场对这个问题加以理解。从某种意义上说，以这个标准来分析作品中的人物也未尝不可。但也只是“未尝不可”罢了。如果这么理解《红楼梦》，则该书的全部美学基础就破坏无余了。

　　可以认为《红楼梦》是一部具有启蒙意义的著作，但如果将之当作革命文学，如《悲惨世界》来读，似乎并不太符合《红楼梦》的原意。如果是这样，书中的悲剧气氛就成了一个骗局，相反，作者将会以无比欣喜的心情迎接所有这一切的灭亡，《红楼梦》也就成了一部杰出的讽刺小说。在缺乏进一步的证据之前，暂且认为这并非事实。

　　相反，比较高水平的读者，很少会带着这种态度来阅读《红楼梦》。按照这种划分，贾母、王夫人、王熙凤、薛宝钗、袭人等可以划为“反革命”;林黛玉、贾宝玉、晴雯等则是“革命”一党。不言而喻，这种划分是野蛮的。这样一来，就会有大量的人物不能得到合法身份证明，最后只能说是什么小资产阶级动摇性，如史湘云、探春等等。可以说，这么一来，甚至“金陵十二钗”这个《红楼梦》的人物主体都被破坏了，根本谈不到进一步的成果。

　　不过谢天谢地，类似这样的所谓“研究”由于缺乏进一步的发展，多年以来已经不再引起人们的注意。这里这么提一下，只是说明人们对《红楼梦》的误解达到何种程度。

　　与这种划分相反，的确有人(而且是相当资深的“红学”专家)认为，可以从“血缘”的亲疏来加以划分。这种提法就科学得多了。而且更加符合原著。在《红楼梦》中，人们的确以这个标准来划分不同集团的范围。例如贾宝玉就反复指出，薛宝钗只是“亲戚”，而贾母、贾政、王夫人、林黛玉则是“心上人”。当然，贾宝玉的划分多少已经超出了血缘的界限。按照血缘的亲疏，林黛玉和薛宝钗完全在一个档次上。

　　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提法呢?应该说还是有的。哪里有人群，哪里就有矛盾;哪里有矛盾，哪里就有集团的划分。在《红楼梦》中，这样的势力集团可以说是数不胜数，真是令人目不暇接。甚至在贾宝玉的庞大的丫鬟体系中，也有“袭人”系和“晴雯”系的对立。在大局上，又有贾母、王夫人的对立。在家族之外，又有北静王、忠顺王的对立。等等。

　　但是这样一来就要陷入《红楼梦》人物关系的“迷魂阵”里了。其实这个方向也就是最近一个时期以来红学的一般状况。人们过于把《红楼梦》当作记实小说来读，穿凿附会出大量子虚乌有、不尽属实的人和事，不仅违背作者本意，误入歧途，而且收获也不见得如何丰富。诚所谓“为了拣芝麻，丢了西瓜”是也。

　　这样的例子太多了。不能说这个方面的工作没有成绩，但如果在这个方面不检点一下，最后可能就会和赵姨娘一起找贾宝玉的丫鬟打架去了。

　　但是还有一个方向比较有意思。按照这个观点，《红楼梦》集中反映了我国在南宋以及明末年的一些历史情况。的确有学者在这个方面做了工作，也举出一些看来不容反驳的证据。如给薛姨妈住的“梨香院”与“离乡”同音。暗指宋的皇帝被金掳走这样一件事情。可是这也同样可以认为是对薛姨妈、薛宝钗的“针贬”——后来这个地方让一班戏子去住了。这是不是说薛姨妈到贾府来就和戏子来一样呢?王熙凤的确把戏子比林黛玉，被史湘云说穿。当然，问题最后归结到薛宝钗身上：薛宝钗认为不该给贾宝玉讲戏文!

　　在我们彻底陷入不可自拔的“无限斗争”之前，还是让我们暂时放弃这种比较浅显的看法。我有理由认为《红楼梦》不仅是描写一个阶级的衰落，而且也描写了另外一个阶级的崛起。运动必然是从两个方向同时进行的。一个阶级的衰落本身就是另一个阶级的崛起。

　　其实只要通过分析第五代的名字就可以得到这个结论。如果说衰落的是贵族的话，那么崛起的就是平民。用“草”来形容平民当真是再恰当也不过的了。

　　由此可以看到《红楼梦》后四十回明显的斧凿痕迹。这和《红楼梦》前八十回的浑然一体形成多么大的反差啊!

　　首先，主要人物的性格特征完全变了。变化不是很明显的往往是贾琏这样的角色。其他的，如林黛玉、薛宝钗、贾宝玉、贾母、王夫人、贾政等人恰好和前面形成一百八十度的转变。

　　其次，后半部分的情节也显得过于蹩脚。可以说，简直就是前面的解毒剂。

　　最后，可以看到，《红楼梦》还是大体竣工的。曹雪芹没有把完整的《红楼梦》贡献给读者，这当然有他的原因。可以说，如果按照前面的情节自然发展的话，后面应该有更加惊心动魄的结局才是。然而非常遗憾，宝玉在后面完全痴呆了。除了科举成功之外，几乎没有给读者做出任何贡献。

　　也许这后面的四十回本来就是曹雪芹拿来“消遣”读者的，这也不是一点可能也没有。(?)无论如何，后四十回《红楼梦》还是表现出相当的艺术功力，即便是抹杀前面的革命精神，这也是需要一定的眼光才做得到。

　　性文化

　　有人把《红楼梦》当作才子佳人的小说来欣赏。

　　但如果稍微涉猎一下古代小说，就会发现几乎所有涉及“性”的艺术都或多或少是“反儒”的。当然，现在大家可以自由批评儒家的观点了。但是不管怎么说，有一点是清楚的，正是这或明或暗的关于“性”的描写击中了儒家的“要害”。

　　首先，早期儒学，对此还不是特别敏感。例如孟子说“食色性也”。我们知道，孟子他老人家是主张要适“性”的。这就是说，孟子在高谈阔论之后，往往情不自禁地会淫荡地一瞥。

　　孔子循规蹈矩，从来也没有滔滔不绝。孔子承认，他的学说不如这个问题有吸引力：可悲啊!道德!大脑失败于没有廉耻的器官。这就是人类!

　　当然我们不必进一步引申了。否则我们就会悲哀地发现，按照儒学，人类全部的理智力量居然如此可悲：“人”被置于“动物”的水平。

　　佛教对这个问题采取了怀疑论的态度。佛教认为万物都是“空”。所以你没有必要思考，同样也没有必要勃起。“如梦亦如露，应作如是观”。看看就得了，阿弥陀佛，罪过罪过。释迦牟尼如是说。

　　道家历来比较洒脱。你喜欢吗?好吧，尽力去做。道士甚至练了很多“灵丹妙药”帮助人们获得这个方面的“感受”。至于服药的人是不是因此送命，这就和道士没有关系了。反正人是要死的，不同的死法不会使问题有所不同。

　　相反倒是皇帝对这个问题的解决要显得简洁得多。皇帝统共就是那么一刀。这样一来困扰孔子几千年的“德”“色”之争终于水落石出、真相大白了。

　　由于皇帝属于文盲一类，我们不准备就之多做评论。这里只是注意到，我们聪明的古人是如何在这个问题上给儒家造成了大量的“可爱”的麻烦。当然，准确地说，不是孔子、孟子那个时代的儒家，而是宋明的“理学”。

　　应该看到，“理学”在对待这个问题，一点也不比他们的前辈要好。“理学”既不如孟子那样顺其自然，也不如孔子那样豁达大度。在这个方面，“理学”似乎和皇帝的作法有些相似。皇帝就是那么一刀;理学也是那么一刀。皇帝的刀斩在器官实体之上;而理学的刀斩在意识上，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所谓“气”上。理学高喊“存天理、灭人欲”。然后就出现了大量的这样或者那样的小说来和它唱反调。

　　所以我们这些后人还是要谢谢理学。如果不是他们这些理学家这么折腾，这些描写古代风俗文化，文笔隽永的文章就不会和我们见面了。如果理学把它的反对面扩大一千倍，它干脆就反对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那么我们的享受可能就会更加丰富了。

　　例如《肉蒲团》这本小说的确是一部典型的作品。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作者的用意何在。如同我们在现实世界中看到的一样，在作品中泾渭分明的两个世界：一个是物质的世界，肉欲的世界;另一个则是精神的世界，理的世界。贯穿着两个世界的核心人物即所谓“未央生”。

　　在前一个世界中，未央生处于主动的地位，书中作者甚至把他比做儒学中的老师。而在后一个世界中，未央生则处于被动的地位，是老和尚的徒弟。

　　我们看到，未央生在这两个世界中的遭遇形成如此鲜明的反差：

　　1.         在前者是未央生给淫妇磕头;而在后一种情况下则是给老和尚磕头。偏偏老和尚在这个时候又“入定”去了，以至于未央生磕的头未必比给淫妇磕的少。

　　2.         在前者，未央生入的是肉口袋;而在后者则是布口袋。老和尚偏偏就叫做什么“布袋和尚”，还要把世人尽皆装入口袋。而未央生也的确是头顶着布袋去见和尚。特别是考虑到未央生后来也出家落发，这种情况就更加显得是岂有此理了。最后还必须注意到，和尚的布口袋挂在树上，历经数年，不见腐朽，反而“硬挣”，这就更加令人怀疑这是有“生命力”的东西了。

　　3.         如果把荡妇和和尚加以对比，这当然不能说是出于对和尚的尊敬。然而佛教对此似乎无所谓。佛教认为，只要能够使人超脱苦海，佛教徒理应遭受一切苦难。据说就有黄金锁子甲观音化为娼妓普渡众生的故事。无论如何，佛教徒的慈悲胸怀，放弃“小我”，献身“大我”的精神是可贵的。

　　4.         这样一来，问题的矛头就指向儒家，特别是所谓“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了。这些先生们不是很道学的吗?可是我们看到了，未央生和他的娼妇之间的关系，正是最标准的儒家老师与门生的关系。如果大家比较仔细地体会一下理学的要义，就会承认作者在《肉蒲团》中所做的描写一点也不过分。既然理学鼓吹“灭人欲”，又不是像和尚们一样，光明正大地出家，脱离尘世，其结果的确和纵欲的道家没有什么分别。而且我们也知道，道家的种种骇人听闻的“房中术”也的确是在理学昌盛的明代大行其道。所以，现在的问题在于，鼓吹“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家们，究竟与娼妓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5.         不妨看一看未央生在两个世界的遭遇。在前一个世界中，未央生有妻子、有朋友、有地位也有情人。用法国人的观点来衡量，这的确是一个完美的人生。但是未央生的美梦被一个“老实”人完全破坏了。未央生寻欢作乐完全出于享受的目的;而老实人不求享受，他只追求报复。按照贾宝玉“爱物”的观点，未央生是个才子，而权老实则是个虐待狂。

　　理学不仅训练出权老实这样的人物来破坏未央生的幸福生活，理学思想同样毒害着未央生本人。未央生正是因为遭到了权老实的损害，骤然之间痛心疾首，心灰意冷，完全听凭理学的摆布，不仅出了家，而且按照皇帝的要求自行了断。这就是说，至少在前一种情况下，未央生还是一个完人，而后来则成了残废。

　　当然，这里不是在讨伐“理学”。理学的产生还是多少有一些进步意义。例如“存天理、灭人欲”，这也可以是限制皇权的一条依据。本来是要约束皇权，但很容易被皇帝拿来作为针对士大夫集团的精神武器。

　　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聪明的古人打破理学的藩篱，谋求更加广阔的发展天地。可以说，中国古典小说的绝大部分都是反对儒家思想的，尽管所站的立场并不相同。但是这些反对儒家文化的小说，在与官方哲学做斗争的时候，几乎毫无例外地选择了“性文化”这个阵地进行攻击。的确，这个问题始终是儒学的绝症。不论儒家学者如何鼓吹他们学说的优越性，但是这些家伙就是摆不平那件事物。甚至孔子的学生也认为孔子在见了南子的时候，那面“大旗”竖立起来。急得老先生赌咒发誓，我如果举了那面旗帜，则“天厌之”。

　　于是后来有的学者对老先生的誓言嗤之以鼻：你老先生就是举了旗子，又能怎么样呢?什么叫做“天厌之”呢?你哪怕说“天雷击之”或者都更加可靠一些。

　　我们当然不能说甚至《水浒》也是性文化小说，但没有人否认《水浒》在这个方面所获得的经典式的成功。

　　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对当时的官方哲学，理学，从两个方面提出了反对意见：

　　u       按照“存天理”的提法，我们看到，结果“天理”被破坏得荡然无存。可以说，所有的规矩都被《水浒》好汉破坏了。而且我们还不得不说，破坏得好。我们接受毛主席的教导，反对反动的思想制度是个大进步。

　　u       而“灭人欲”呢?“人欲”被压抑之后，代替“人欲”就是不折不扣的“兽欲”。

　　这样，我们就从两个方面都得到了相同的结论：理学所提倡的就是人类文明的毁灭，就是把人的标准降低到动物的标准。

　　从这个角度说，那个时代的哲学家、思想家的水平实在是在文学家之下。

　　作品的哲学立场

　　如果说《红楼梦》居然是站在儒学的立场如何如何，这当然没有什么人会相信。《红楼梦》的反儒立场几乎不被怀疑。所以“正人君子”们就特别乐于给《红楼梦》安上一顶“伤风败俗”的帽子不了了之。

　　而后半部《红楼梦》则特别给贾宝玉出了一个《则归墨》的题目。这就是说，既然不是儒家，那么就是墨家好了。

　　其实不是。

　　法家巨子韩非曾经说过，侠以武犯禁而儒以文乱法。不论是儒，还是墨，都是所谓“显学”。这就涉及到一个中国古典哲学划分的问题。如何确定中国古典哲学的基本划分?是儒、墨对立，是儒、释、道三家鼎立，还是文革中提到的法、儒对立?

　　在文化大革命中，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简单而明确。之所以说法、儒的对立构成中国古代社会上层建筑的思想基础，这是从其基本的哲学立场得到的结论。法、儒的对立其实就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在法、儒学者几千年前的激烈的理论论战中，这个问题表现得特别鲜明、尖锐。以至于就这个方面已经不必进行过多的论证。我们只要引证一下当时的哲学著作就可以了。[7]

　　至于其他的流派，如儒、墨、道、释，可以说，其思维方式都是唯心主义的。而唯物主义则是法家思想体系上不容争辩的照耀古代世界的思想明珠。这是法家至高无上的荣誉和骄傲，人类智慧所能达到的巅峰，不可动摇的自信。

　　我毫不怀疑曹雪芹的法家立场。《红楼梦》简直就是法家在新世纪之初震耳欲聋的宣言。《红楼梦》无可辩驳地证明旧的时代的终结以及新的世纪的来临。《红楼梦》君临天下，傲视千古。它通过一块远在人类历史很久之前就已经存在的亘古不化的顽石亲眼目睹了这整个变革天地的历史过程。《红楼梦》告诉全世界，中国自秦以来的历史不过是自秦以来的法家传统的背叛所造成的可怜的流产。一些可鄙的二流或者三流的小人物窃取了本来不属于他们地位和思想，冠冕堂皇地建立他们的传统和体系。但是，《红楼梦》告诉大家，所有这一切都是假的，只不过以讹传讹才成为所谓“真的”。而假的就不免要暴露出原形，最终归于毁灭。

　　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红楼梦》这部作品的写作目的了。而正是这个问题困扰了红学家几百年。也的确就有人十分丢脸地说什么该书的写作是出于种种其他莫名其妙的原因[8]。这就多少给人一种功力不够，只好瞎猜的感觉。正因为该书哲学、历史的辨证统一，无比宏大的规模使得小人物产生了种种混乱的幻觉。小人物没有能力饱览《红楼梦》所勾勒出的壮丽景象，就认为所有这一切均出自幻觉。小人物在猝然接触《红楼梦》之前没有做好必要的思想准备。他们没有办法相信自己在无所措手足的情况下遇到了多么庞大的建筑。他们一下子掉进《红楼梦》的建筑中，再也没有能力自拔，只好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连自己也难以相信的幻觉。对于这些小人物而言，《红楼梦》不仅是梦，更加是永远也不能苏醒的噩梦!曹雪芹巨人般的力量，在这些小人物的喃喃梦语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但是不能因此就说《红楼梦》仅仅是一部“反对”儒学的著作。这样的作品在古代不是没有，但如果仅仅从这个角度来了解《红楼梦》就显得是过于狭窄了。的确，深为儒学所苦的读者一定能够从书中得到大量的乐趣，但是我们毕竟要开拓视野，要指出，《红楼梦》不仅是“破”，而且是“立”。特别是它破天荒第一次明确地确立了“法家”的“正统”，这的确不是每一个读者都注意到了的事情。

　　《红楼梦》是中国两千历史的总结。同时也是对这两千年思想的一个总结。我们难道要把《红楼梦》当作“哲学史”来读吗?当然不是：

　　“历来野史，皆蹈一辙，莫如我这不借此套者，反倒新奇别致，不过只取其事体情理罢了，又何必拘拘于朝代年纪哉!”

　　《红楼梦》的写作意图至此就很明显了。曹雪芹高度概括了中国自秦[9]以来的政治文化历史，加以感性的概括，将之放在“大观园”之中加以艺术的再现。所以我们可以把《红楼梦》当作历史来读。但不是某朝某代的历史，如异族入侵的历史，而是一般的历史，是两千年的历史。《红楼梦》就是要证明这两千年历史的内在必然性。同样，关于这一点，曹雪芹也说得非常清楚：

　　“历来野史，或讪谤君相，或贬人妻女，奸淫凶恶，不可胜数。”

　　如果把这段话稍稍加以引申，不难看出，曹雪芹并不是如人们一般所想的，是历史虚无主义者;相反，在曹雪芹看来，所谓的“正史”，不过是些“野史”。而野史的起源，不过就是儒家的《春秋》罢了。这些“野史”，“或讪谤君相，或贬人妻女，奸淫凶恶，不可胜数”，当真是坏到了极点。同样，毛主席也认为，

　　“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铜铁炉中翻火焰，为问何时猜得?不过几千寒热。      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

　　“一篇读罢头飞雪，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有多少风流人物。盗跖庄 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歌未竟，东方白。”

　　这样就不能再把《红楼梦》当作一般的描写“性文化”或者是例如什么“排满”，“妇女解放”之类[10]的小说来欣赏了。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作品中存在很浓重的宗教宿命色彩。就宗教信仰而言，似乎很难看出曹雪芹信奉什么教。据说曹雪芹与当时的僧侣来往密切。然而即使这样，也很难说作者信奉佛教。其实恰好相反，在作品中，曹雪芹表现出对佛教并不尊重。例如一开始就是葫芦庙这么一个不伦不类的地方。贾雨村就出身于此。显然，葫芦庙以及庙内的小和尚不具备更多的正面色彩。

　　然后是铁槛寺，馒头庵这样的宗教场所。而在馒头庵内，秦可鲸、智能、贾宝玉、王熙凤、老尼姑都有不俗的表现。这也不能说是佛门的光彩。后面又有水月庵。贾宝玉说庵里的洛神纯属虚构。在续书中，这里也是贾芹的得意之处。就连大观园里妙玉的栊翠庵看来也不是什么干净的地方。

　　佛教是这样，道教也差不多。这里不需多述。

　　总之，在《红楼梦》中作者就是要告诉读者，这个社会已经腐朽透顶，没有所谓“干净”的地方。宗教世界已经成为现实世界的陈腐补充。

　　换一个角度，作者比较推崇的不是现实世界的宗教世界。作者对于远离红尘喧嚣的精神世界似乎别有垂青。如贾宝玉、林黛玉出身之处大荒山、青梗峰这些地方。

　　在作品中，两个世界交叉出现，的确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甄士隐、柳湘莲出家。贾瑞的风月宝鉴。特别是贾宝玉被餍，精神世界的代表居然横冲直撞，直入红尘深处，当着所有迷失于物质世界的人说了很多“疯话”。作者大胆泼辣之笔不禁令人拍案叫绝。

　　作为一名中国古代学者，曹雪芹所接触的宗教主要是佛教和道教。虽然在康熙年间基督教已经传入中国，后来的“太平天国”也以“上帝”相号召。但是一般来说，在《红楼梦》中似乎没有涉及到基督教。如果有学者能够举出实例反驳这一论断，笔者实不胜感激之至。

　　在宗教之前，故事的发源又是上古时代的女娲炼石补天的神话传说。

　　这里有必要对这个问题稍稍多说几句。每个民族，或者说每个历史悠久的民族都有属于自己的神话传说。比较著名除了中国的传说之外，还有印度的、埃及的和希腊的等等。但是最发达的，据我所知，是希腊的神话。另外，北欧也有属于自己的神话。其实关于各个民族的神话，本身就是一门专门的学问。这里主要谈谈我国的有关内容。

　　按照基督教的说法，世界是上帝在七日之内创造的。

　　中国古代神话的创世界过程比这稍微麻烦一些。让我将之稍做整理，如有不妥，敬请批评。

　　1.         先是盘古开天辟地。天地山河日月星辰生。

　　2.         然后是女娲造人。人生。据说同时女娲还创造了大量的动物。母系社会开始。

　　3.         然后是伏羲时代。伏羲神，如果没有其它的说法，就是从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的一个代表。恩格斯说，在希腊神话中，这个时代是由智慧女神雅典娜的一票开始。但是在我国神话中，这个时代由伏羲神独立代表。

　　这样说是有道理的。伏羲神的形象已经非常确定，这是图腾崇拜高度发展的产物。另外，伏羲本身是两性同体。据说还是兄妹。第三，与盘古、女娲不同，伏羲享有比较确定的世俗领袖地位。

　　4.         接下来才是黄帝、炎帝的时代。这是真正国家制度的基础。黄帝通过战争，而不是通过血缘确立他的权力。这是真正国家暴力机器的雏形。

　　5.         后面的内容就没有什么不一样了。众神的时代。好像《史记》是从黄帝开始写的。

　　这样大致可以了解《红楼梦》所选这个神话作为开始有什么不同。最简单来说，不过是照顾全文，为后来的女性世界做一铺垫。

　　从另一方面来说，在女娲之前，没有生命，而在女娲之后，父系社会代替了母系社会，又与贾宝玉的世界观不太协调。

　　但是请等一下，我的确从这里得到了一些启发。我下面所说的，有可能被人认为“太悬了”。人们不认为曹雪芹会设计的如此周密。恐怕会是我的杜撰。对于这个责难，我要说，这里的研究至少还是以历史和作品本身为资料，建立在合理的推论之上。如果要说胡诌的话，当今红学恐怕杜撰的也太多了呢!可以说，除了《红楼梦》前八十回，杜撰的也太多!又何必斤斤计较哉!况且连我都能够想象得到，又凭什么说曹雪芹没有考虑到呢?

　　这里要说的是有关从女娲到伏羲这么一个过程。

　　首先看看中国古典哲学的基础是什么?绝大部分没有这个方面知识的读者恐怕难以回答这个问题。其实就是大量专门研究这个问题的专家学者，又何能回答的出来呢?

　　简单地说，我国古典哲学的基础是老子的《道德经》。当然，要系统地论证这个命题，恐怕要涉猎诸子百家的经典，然后写一部《中国哲学史》才行。但是这里不能这么麻烦了。就是比较有条理的理解《道德经》也不是什么轻松的事情。我在这个方面作了一些工作。正是由于我做了这些工作，才使我得出这样的结论。

　　为了比较简单地说明这个论点，让我从各个流派分别开始。与老子学说最近的是“道教”。但是其实“道教”只是老子、庄子学说的一个分支。而且是比较下乘、流于邪辟的发展。特别是后来盛行的房中术、炼丹等等。老子、庄子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顺其自然”，而这些却是畸形纵欲。

　　而道教之所以会发展到这个地步，可以说全是佛教的贡献。前面已经说过，古代就是佛、道两家。有人加上“儒”，一点也不科学。儒似乎不能算是宗教。

　　早在佛教进入中国之前，道家思想一直占据统治地位。在晋代，也就是所谓“玄”。这个时候，佛教开始传入。开始之时，佛教的地位很低，只能通过巴结当时的士大夫提过自己的地位。而士大夫都信奉道家思想。所以佛教徒也得跟着喝酒。而且往往喝的一塌糊涂。这就是说，信奉清教徒式生活方式的佛教徒不得不跟着纵欲。佛教大发展的时候是晋之后。佛教徒借口能够保证国王的地位和财富来兜售他们的信仰。上当最深的似乎是梁武帝。

　　佛教在唐代取得一个大发展。而完全属于中国的佛教则是所谓“禅”。禅教已经吸收了大量的道家观念。可以说已经尽善尽美地完成了佛教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事业。如果读者有兴趣，可以把禅教与其它的佛教流派，如原始印度佛教，刚开始流入中国的佛教，以及目前流行在东南亚一带的佛教加以对比，就可以看到，禅教与众不同之处就是吸收了一些道家、道教的观念。

　　在《红楼梦》中，佛、道合流，居于相同的地位。

　　但是这里还是存在一个小小的区别。对于佛教来说，任务在于“普渡众生”。即所谓“济世”。与之相对，道教更加强调现实世界的虚幻，为此道教采取“纵欲”的方式。例如警幻。也就是说，道教是“出世”。在《红楼梦》中，引人看破红尘的都是道士。而跑到红尘中指点迷津的又往往是和尚。

　　除开宗教，古人的哲学也是以《老子》为基础。

　　法家学者本身都非常熟悉道家理论。早期的法家言论往往同时也是道家的。韩非子就钻研过《老子》一书。这就是说，法家学者公开承认自己的理论基础是道家，是老子。

　　而墨家就稍差。墨子原来是个儒家弟子。后来自己离开孔子的范畴，独自开创一个思想派别，这也的确难能可贵。但是从墨子那里还是能够看到大量的道家痕迹。墨子搞所谓“封建迷信”那些东西，远超出其他学派。对于这个桀敖不逊的学派，其它的学派一概采取否定的态度。庄子反对墨子的小集团倾向，庄子说，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韩非指责墨派崇侠尚义，法不能禁;而孟子则指责这个学派是“禽兽”等等。

　　相比起来，距离道家思想最远的似乎是儒学。但是老子似乎不这么认为。老子说，孔子的道德学说是他的学生。“孔德之容，唯道是从”。仔细比较一下，还是要说，儒学的基础是道家。

　　正是这样基于道家思想的独特体系，构成我国古代上层建筑的思想基础。正如读者在《红楼梦》中所看到的，这个体系被概括在“群钗”之中。“金紫万千谁治国，裙钗一二可齐家”。

　　这个体系的特点，强调个体的独立判断。个体彼此之间由僵死的道德教条维系而缺乏有机联系。是沙粒般的同一而不是混凝土般的统一。是外在的拼凑而缺乏内在的协调一致。每个人都为自己独特的利益奋斗，没有全盘的考虑。这是一个内讧的体系，表面的繁荣。建立在沙基之上的建筑，随时面临土崩瓦解的危机。

　　这样一来，批判的矛头就主要指向所谓“儒家”了。因为儒家的理论一直被官方奉为国家学说的经典。最后我们集中地考察一下这个问题。

　　首先从正面说，儒家没有教导人民奸淫偷盗。多少不是一个直接负面的体系。但是正如黑格尔所说，类似儒家这样的道德言论，在人类史上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而且据黑格尔说，古希腊政治家的类似言论就远比孔子要深刻。毛主席也说儒家是“枇糠”。

　　这里不准备正面评价这个体系。我只是说，以上大思想家的评假是有道理的。道德修养是一个人最基础的而不是最终的事业。对于个人来说，最崇高的事业当然要与集体相关，要摆脱个体的束缚。所以古往今来的大思想家，例如黑格尔认为，为民族做些什么是最高的。而马克思则说要为全人类做些什么等等。

　　儒家与此恰恰相反。儒家竭力从私人的角度来理解属于集体的事业。儒家认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家的观点是说，如果你还不能管好你自己，又怎么能够治理好国家呢?这个形而上学的推论的确很狡猾。但是问题刚好在于，即使你能够很好地管好自己，就能够治国了么?这显然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但是儒家强调，这是一回事。概括地说，儒家的荒谬性也就在这里。儒家特别推崇什么“太和元气”。准确地说，这个“元气”也就是私人、个体的一层胎膜。只有克服了这层“胎膜”，突破了儒家所强调的“元气”，才能摆脱个体的狭隘性，走向理性，走向类，从而在更高的层次上实现自我。

　　对儒家学说的最一般的批评也就是这样了。因为这个学说本身没有什么难以理解，过于复杂的地方。总之，儒家的全部问题就是一个“私”字。离开了这个“私”，儒学也就没有什么合理性了。虽然我们看到，这个“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儒学的错误在于过分强调这个“私”，把“私”绝对化、神圣化了。所以墨派就针锋相对地提出一个“兼”字。而这个“兼”，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有“公”的意思。至于在私有社会中，“兼”一共能够达到什么程度，这就不是这里的任务了。

　　下面看一看儒学的历史。

　　这里一直在说的，儒学，其本来的意义，也就是“学者”的意思罢了。至于这个名词如何成为某一个学派所“专有”，我个人认为，这里面还是有“历史的误会”的。例如我们在《庄子》中可以看到这么一段：

　　庄子见鲁哀公，哀公曰：“鲁多儒士，少为先生方者。”庄子曰：“鲁少儒。”哀公曰：“举鲁国而儒服，何谓少乎?”庄子曰：“周闻之：儒者冠圜冠者知天时，履句履者知地形，缓佩  者事至而断。君子有其道者，未必为其服也;为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为不然，何不号于国中曰：‘无此道而为此服者，其罪死!’”于是哀公号之五日，而鲁国无敢儒服者。独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门。公即召而问以国事，千转万变而不穷。庄子曰：“以鲁国而儒者一人耳，可谓多乎?”

　　大意不过是说，鲁王问庄子，我们鲁国这么多的儒士，没有同意先生观点的。庄子说，你们鲁国根本就缺少儒士。鲁王说，我国全国上下都穿儒服，怎么说少呢?庄子说了一大套儒者的标准，最后与鲁王打赌，您不妨颁布一条命令，凡是不符合儒者标准而穿儒服的，其罪处死。鲁王照办。然后鲁国没有人敢穿儒服了。只有一个人，不仅敢穿，而且就站在公门之外。经过鲁王测试，完全符合标准。庄子说，你们全国一共才有一个儒者，又怎么说多呢?

　　以上引的一段不外是说，至少在先秦，“儒”不是专指一个学派。孔子称自己的学说是“丘门下”，其他的学者称儒家是“孔学”等等。至于后来之所以孔子成为古代知识分子普遍承认的“圣人”，这似乎还有一些其它外在的原因。例如儒学的要求很低，易于被接受等等。后面就这个问题还要进一步加以讨论。

　　说来好笑，儒学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得了，就如同儒家弟子所吹嘘的那样。基督教、回教、佛教的创始人都有一个非同一般的来历。穆罕默德，释迦牟尼似乎都是贵族。基督耶稣好像也是从一开始就以救世主的身份活动。

　　但是毛主席说孔夫子早年做过各种杂役，甚至做过挽歌郎(?)，吹吹打打，不是特别得意。按照贾雨村的说法：

　　天地生人，除大仁大恶两种，余者皆无大异。若大仁者，则应运而生，大恶者，则应劫而生。运生世治，劫生世危。尧，舜，禹，汤，文，武，周，召，孔，孟，董，韩，周，程，张，朱，皆应运而生者。蚩尤，共工，桀，纣，始皇，王莽，曹操，桓温，安禄山，秦桧等，皆应劫而生者。大仁者，修治天下，大恶者，挠乱天下。……

　　按照这种说法，孔子生在“无义战”的乱世，应该是“应劫而生”了。相反倒是秦始皇、曹操这样的“修治天下”的人物是“应运而生”的大仁者了。[11]

　　孔子一生不得志。在其身后，儒教几绝。幸亏后来又有孟子把儒家观点推上一个新的高度。孟子的确提到了一些与众不同的观点。而孔子与孟子的关系，颇有点像古希腊世界中苏格拉底与柏拉图之间的关系。

　　至于在孔孟之后，儒学是否还有什么质的发展，这倒是很令人感兴趣的事情。一般来说，对前人著作的注解似乎还不能算作独立的思想体系。要说是同一个体系的补充和发展似乎还是比较合理一些。

　　汉代的儒家学者只是制定一些有关国家礼仪方面的事情。国家哲学还是更加倾向于道家学说。以后一直到宋朝，在这期间最兴盛的反倒是佛教。宋朝的程朱理学的确是取得了官方哲学的地位。严格地说，儒学的官方哲学地位，要说从宋开始似乎更加确切一些。关于这个理学，历来的反对意见也确实是太多了。这里先不反对这个学说。上面关于儒学的一般性质的批评，也完全适用于理学。但是并不完全适用于道、墨、法、佛这些流派。

　　理学的主要敌人就是所谓的“启蒙思想”。这是从王阳明学说开始的一个思想运动。王阳明学说与程朱理学处于一种对立之中。而这种对立也就是《红楼梦》中所揭示的林黛玉与薛宝钗之间的对立。理学强调“圣人之言”，王阳明学说强调“心外无物”。但是双方的基础都是孔孟之道。其实这样的对立不过是孟子与墨子之间的对立在儒学范围内的重演罢了。不过看起来最后还是程朱一派(墨派)占了上风，获得国家的支持。

　　正如《红楼梦》中所说，

　　都道是金玉良姻，俺只念木石前盟。

　　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

　　终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

　　叹人间，美中不足今方信。

　　纵然是齐眉举案，到底意难平。

　　只要有程朱理学，心中的“魔”，王阳明学说就不会消失。外在的束缚越大，内在的怀疑与反抗也就越大。实际情况也是这样。例如清朝皇帝在追求性解放方面，不论是获得的成就，还是付出的代价，一点也不必他们的前辈，明朝前辈要差。

　　可以看到，儒学似乎分为三个历史阶段比较符合历史。也就是先秦的原始儒学，汉儒，以及最后的宋儒，也就是所谓的“理学”。汉儒有什么独特的观点，有什么流传后世的经典作品，可以说，我不太掌握情况。至少宋朝的朱熹一上来就给程氏兄弟大吹法螺，胡说什么这两兄弟直接继承孟子的道统云云。

　　总之，儒家弟子历来不是什么特别有顾忌的学者。特别是在他们最重视的所谓“道统”方面，几乎是乱七八糟。按照朱熹的说法，秦以后，宋以前的一段时间里儒学就一点地位也没有了?虽然在这段历史时期儒学没有获得国家的全力支持，但是也没有成为官方禁止的学说。唐玄宗还给孔子写了一首诗。其实在孔孟的时代，儒学的地位更加低。

　　汉朝的董仲舒鼓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至于是不是“独尊”起来倒是次要的事情。孔子之所以不断在历史下降的时期被当作救命草来使用，这与其倒退保守的内在精神是一致的。我们现在之所以往往觉得中国的文明历史同时也是儒学的历史，也与建国不久，几百年的下降趋势所造成的阴影仍在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相关。如果再过二三百年，恐怕人们就能够对这一学说持客观的态度了。

　　《红楼梦》反儒，但主要是反对在明、清之际的“理学”。贾宝玉、林黛玉等人甚至运用原始儒学，也就是孔孟直接反对当时风头正劲的朱熹这些大儒。

　　比较理学与原始儒学的异同，可以说，如果有兴趣，不妨做一下这个方面的工作。但是这里就免了。我们只要知道，曹雪芹是所谓“法家”，不仅反对儒学，而且反对所有的道德哲学，如墨、道、释这些唯心主义派别。

　　据说在这些派别之外，还有一个所谓“阴阳家”。也就是贾雨村、史湘云长篇大论的那些“正邪”，“阴阳”等等。但是这个派别似乎是从道、儒两派中演化出来的。不用说，这些道理在曹雪芹看来，也不具备什么可靠的意义。诚如贾雨村是“胡诌”人士一样。

　　神谱

　　认为《红楼梦》并非是单单对儒学的批判，这是完全有道理的。儒学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所以甚至很难说，什么是儒学，儒学是什么。

　　孔子提到了一些范畴，如“仁”，“礼”等等。但是大家看到，孔子没有给出这些举足轻重的范畴的定义。儒家弟子历来相信孔子是“至圣先师”，千古不二出的大圣人。诸如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和马克思这些人就是给他老人家提鞋也不配。正因为如此，儒学的不清晰，弄不明白也就不是孔子的责任了，这是后人智力发育不全的缘故。儒家弟子，其中往往有一两个比较天真的试图把儒家学说解释得明确一些。这就是混乱的原因。

　　韩非不无讽刺地说，自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分为三。这就是说，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什么道理好讲了，大家各执一词，为了自身的实际利益彼此攻击。这些家伙就是那些满口仁义道德的“显学”。

　　所谓“显学”的争论和其存在相关推荐 无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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