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说“绩”》原文及鉴赏

　　军人讲战绩,工农讲劳绩,学生讲成绩;当干部,理应讲政绩、业绩。这是再天经地义不过的了。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为的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离开干“四化”的实绩来谈干部的“四化”,便是空话。

　　刀要试锋,马要试蹄。俗话说,是不是千里马,牵出来遛遛。以绩取士,古来如此。商鞅变法,实行 “军功爵制” ,“斩一首者,爵一级; 斩二首者,爵二级……官爵三迁,与斩首之功相称也” 。西汉名将李广,长臂善射,又懂兵法,但初时虽有所表现却未立大功,因而不能委以重任,以至文帝也为之惋叹: “惜乎,子不遇时。” 后来,功益显而任愈重。水泊梁山大寨,宋公明煞费苦心把卢俊义员外请上山来,自谦“有三件不如员外处” ,称卢 “员 外力敌万人,通古博今。有如此才德,正当为山寨之主。” 可是,众头领不饶,还是按吴用所说: “等日后有功,却再让位。”

　　我们考核与选拔干部,讲德才兼备、德能绩勤。德,固然是第一位的; 而绩是个“综合指标”。绩,最能活生生地说明一个“血肉之躯” 复杂特性统一在一起的素质、品格与才能。好人、好同志不一定是“胜任愉快”的好的领导干部,对这一点,人们已有很多具体感受。哪有德劭才高而无绩的?除非 “超尘出世” 者——而在我们这个时代,甘当 “隐士”也就无所谓德了; 或者,志在其他专攻,也便不可“相强”。

　　不否认“草莽” 之中 “藏龙卧虎”,“小字辈” 中也有“大将风度” 的,专门家中不乏“运筹帷幄、指挥有方”之才。然而,在请他们 “出山”担任领导职务时,首先要看他们在现在的岗位上已经有何实绩,其次要给以 “慷慨丈夫志,可以耀锋芒” 的机会。看人不重视 “绩”,不从 “绩”中去分析、评估构成 “鉴定” 的若干方面,也就很难把人看得准。何况,在现实生活中 “骏马能历险,力田不如牛……舍长以就短,智者难为谋” 的现象,是并不少见的。在实行干部 “四化” 方针中有些说法,如 “设立台阶” 、“起用走一处胜一处的人”等等,这大概是符合实践第一的观点的。

　　在提拔干部上的某些失误,多与忽略绩有关。把绩看得轻了,德才便成了 “弹性”很大的概念,从不同 的视角取人,就可能“一眼高一眼低”。当领导下来检查工作时,精心准备,博取好的印象,凭“一次汇报定终身”者有之;靠年头、靠台阶、靠人缘“靠上来”者有之; 由于平时缺乏考绩,到调整、充实领导班子时现考核,“玲珑人”会八面用风,“乖巧人”要玉成好事,难免带有虚假与表面化的成份,故,走红的“幸运儿”也有之……而一旦“上来”,再要“下去”何其难哉!

　　笼统谈德才,是共性的东西。而德才体现在每个人身上,则有具体的个性。不以绩作为衡人的基础,怎能不千篇一律、千人一面?鉴定表及考核材料,往往有“通用性”。比如,第一条是“拥护党的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无疑,这是坚持革命化的条件所应首要说明的; 但是,这“拥护”是怎样表现的呢?不谈绩,这种概括便成为人人皆适用、无甚实际意义的概念。后面的几条,大体是“工作认真,积极肯干”、“努力学习,钻研业务”、“作风正派,团结同志”之类。如果不看姓氏名谁,让这样的同志当科、处、局、部、县长恐怕是“均无不妥”。有意思的是优缺点“对应法”。该同志“有开拓精神,工作敢于负责”,不足之处便是“有些主观”;该同志“有全面观点,稳健细致”,不足之处便是“有些谨小慎微”。似乎搭配好了的。总之,很难让人明白,他应负的责任负起来没有,干好了什么,干糟了什么。

　　山长树木有长短,出水荷花有高低。苛于求全,则人才难以脱颖而出,倒是平庸之才往往可以充其“全”。重要的是有无业绩。在实行干部“四化”方针中,已经创造出领导干部作述职报告、民意测验、投信任票等好的经验。但我想,更为迫切的是制定出科学化、经常化的考绩制度,对干部表现不仅有定性评价也有定量分析。如果是,则“年龄是个宝,文凭少不了,有人说话最重要,能力作参考”之类的牢骚话,当自消自灭矣。

　　(1987年第16期《新观察》)

　　赏析 生活中有些习见的事,就因为经常看到,没引起注意; 现在把这些事情和道理写出来,又写得象生活原来的样子,读起来令人感到亲切,觉得事物本来如此,这种文章的风格,可谓平正通达。谷长春同志这篇名为《说“绩”》的杂文,就体现了这种风格。

　　文章开头写道: “军人讲战绩,工农讲劳绩,学生讲成绩,当干部,理应讲政绩、业绩……离开干 ‘四化’ 的实绩来谈干部的 ‘四化’ ,便是空话。”这几句实实在在的话语,既不新奇,也不陈腐,而是顺理成章,妙在自然,透射出真理的朴素的光芒。真理是朴素的,用朴素的言辞表述真理,往往会产生一种平易近人的艺术魅力。

　　围绕着“绩”这个中心议题,作者有开有合、有虚有实、有正有反地展开议论。作者列举“以绩取士,古来如此”的确凿的史实,既增添了文采,又增强了说服力,且与开头所说讲绩“这是再天经地义不过的了”相呼应。作者关于“绩”是个“综合指标”,“最能活生生地说明一个 ‘血肉之躯’复杂特性统一在一起的素质、品格与才能”的见解实在是再平正通达不过了。作者对考核、提拔干部工作中忽略绩的弊端,看得分明,言之确确,议得透彻,虽没有疾言厉色的指责和大动干戈的讨伐,但玩味起来,自会感到其中不乏振聋发聩的警策和切中腠理的刀锋,并领略到作者匡正时弊的一片真诚和苦心。如作者所揭露的: “当领导下来检查工作时,精心准备,博取好的印象,凭 ‘一次汇报定终身’ 者有之,靠年头、靠台阶、靠人缘 ‘靠上采’ 者有之; 由于平时缺乏考绩,到调整、充实领导班子时现考核,‘玲珑人’会八面用风,‘乖巧人’ 要玉成好事,难免带有虚假与表面化的成份,故,走红的 ‘幸运儿’ 也有之……”。这段话,对于一部分人的形象和心态刻画得何等逼真! 对于不注重实绩而提拔干部的弊端揭露得何等深刻! 作者对忽略绩的错误作法的针砭,并非只是一味指责而了事,其意在于提醒人们寻求一种疗救弊病的方法。作者在篇末提出: “我想,更为迫切的是制定出科学化、经常化的考绩制度,对干部表现不仅有定性评价也有定量分析。”这确实是一个十分中肯的建议。由此可以看出,作者对于时弊的针砭,完全在于疗救。而出于疗救的目的,写文则持论公道,力避偏颇,析理剀切,言辞亲切,从而形成平正通达的风格。

　　谷长春同志的杂文的语言清丽典雅,朴素明白。诸如本文中,“刀要试锋,马要试蹄”; “山长树木有长短,出水荷花有高低”;“苛于求全,则人才难以脱颖而出,倒是平庸之才往往可以充其‘全’”等等,看得出,作者为了使文章说理透彻,而用语则讲究自然、通达、真切、清秀。白居易曾说: “稂莠秕稗生于谷,反害谷也;淫辞丽藻生于文,反伤文者也。……为文者必当尚质抑淫,著诚去伪……”作文固然要讲究文采,但一味追求淫辞丽藻反而损伤文章的旨趣,谷长春同志常常自谦道自己的文章缺少文采,实际上,他的杂文体现了文质相称,典雅大方的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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