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高祖既登大位,因为群臣放肆,便觉得坐龙廷的滋味未必比住凉亭好,等到孙叔通把朝仪一定,才恍然于做皇帝的高贵,而感到礼教的需要。 其实礼教的订立,总是只替为帝为王者着想的:让大众戴上
《小公务员之死》小说原文
《小公务员之死》是很经典的一部短篇小说，关于《小公务员之死》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来了解一下吧。
2024-09-11
汉高祖既登大位,因为群臣放肆,便觉得坐龙廷的滋味未必比住凉亭好,等到孙叔通把朝仪一定,才恍然于做皇帝的高贵,而感到礼教的需要。
其实礼教的订立,总是只替为帝为王者着想的:让大众戴上镣铐,使人与人之间隔着高墙,而仅仅给少数野心家以特权。如果有人摆脱镣铐,爬过高墙,甚而至于使野心家的特权发生动摇,那就是背叛礼教,成为“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了”。
然而这也并不是甚么不易的定律。
“乱臣贼子”如果能够做到帝王,倡导礼教的先生们也就立刻背着礼教的招牌光临了。这回自然也还是替为帝为王者着想。“乱臣贼子”一坐龙廷,不免就生野心,镣铐既锁不着自己,而况还有许多好处,落得做个人情。所以几千年来,诸子百家,被斥为邪说异端,散佚殆尽,而孔二先生却能够巍然独存,就是因为这缘故。
孔二先生巍然独存,也便是礼教的不落伍。何况读书人还要拿来当作看家本领,努力宣传。于是男人制服女人,礼也;主子压迫奴隶,礼也;上司驱策下属,礼也;至于帝王治国,当然更是非礼不可。这成见越来越深,就弄到虽非“乱臣贼子”,但“君要臣死”,也就“不得不死”了。
这上面便产生了“莫须有”。
其结果更惨的,还有死守睢阳这一幕,据《唐书忠义传》载:
张巡守睢阳城,尹子奇攻围既久,城中粮尽,易子而食,析骸而爨。巡乃出其妾,对三军杀之,以飨军士,曰: “请公等为国家戮力守城,一心无二。巡不能自割肌肤,以啖将士,岂可惜
此妇人! ”将士皆泣下,不忍食。巡强令食之。括城中妇女既尽。以男夫老小继之,所食人口二三万。
这回是弄到夫要妻死,官要民死,也都不得不死了。因为要保全自己对主子的一点忠心,去完成礼教,便不惜牺牲无辜。所谓礼教也者,在这里便显出了他的吃人的面目!
(1934年1月25日作195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唐弢杂文选》)
赏析 封建礼教在“五四”时代曾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但在30年代又有死灰复燃的趋势。其时“尊孔读经”的谰调甚嚣尘上,蒋介石亲自发起的“新生活运动”鼓吹以“礼义廉耻”为生活准则,并提出以“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中心意识”。在这沉渣再度泛起,妖氛卷土重来之际,以鲁迅为大纛的左翼作家们又以冲锋陷阵之势对活着的僵尸发起了冲击,年轻的唐弢的这篇杂文便是鸣镝纷飞中的利刃的一击!
这篇杂文的特点之一就是高度的凝炼。批斫封建礼教,是一个偌大的题目,即使洋洋万言亦不定能穷尽其一侧一面。然而这篇千字短文却有不亚于、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超越于长篇巨制的效应,一如匕首般地使王者于咫尺之内立见颈血。此为何?乃因作者牢牢抓住礼教“仅仅给少数野心家以特权”这要害的一点,加以纵深开掘,而且把笔者长期思索、观察的真知灼见浓缩于笔底。你看这篇短文不仅一针见血地揭示出礼教“总是只替为帝为王者着想”的本质——“让大众戴上镣铐,使人与人之间隔着高墙”; 而且深刻地揭露出其有奶便是娘、有权便是主的妓女般的“品格” :它既宣称“‘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可是当“‘乱臣贼子’如果能够做到帝王,倡导礼教的先生们也就立刻背着礼教的招牌光临了”。这正是所谓 “圣之时者也”,口称圣贤、恪守礼教的正人君子们不过是一些见“胜者为王、败者为贼”之风而使舵的赶时髦、逞摩登、拣高枝儿飞的市侩……。文章还进一步揭露了礼教的狰狞与凶残: 它不但“虽非 ‘乱臣贼子’ ,但 ‘君要臣死’ ,也就 ‘不得不死’ ”,而且“夫要妻死,官要民死,也都不得不死了”。维权——市侩——吃人,一篇千字短文,精辟地阐透了封建礼教为特权的野心家效劳的“三部曲”,这就淋漓尽致地撕下了礼教伪善的画皮,暴露出其凶残、罪恶的本来面目。匕首之威力于此可见!
这篇杂文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它的形象性。杂文素称“形象性的政论”,离开了形象性,杂文也便失却了它之为文学的一“体”。此文不但在开头部分以“汉高祖既登大位……等到孙叔通把朝仪一定,才恍然于做皇帝的高贵”的具体史实始;结尾部分以《唐书·忠义传》所载“张巡守睢阳城……出其妾,对三军杀之,以飨军士……括城中妇女既尽。以男夫老小继之,所食人口二三万”的血淋淋的掌故终,就是在中间主要部分的论证、说理中也无不贯穿形象思维的特质。我们前面所引征的“镣铐”、“高墙”、“背着礼教的招牌光临”等文字已约略可见其形象性渗透的端倪。更为典型的是分析“‘乱臣贼子’一坐龙廷,不免就生野心,镣铐既锁不着自己,而况还有许多好处,落得做个人情”的心理状态。作者不愧为一个高明的杂文家,他不是如我们的一些杂文作者似的,把“形象性”作为外加的调料和胡椒面,在一般性的政论文字中穿插一些古今中外的事例或加几句比喻,弄一点讽刺、幽默的言辞,而是遵循着杂文所独具的形象思维规律,在礼教人尽可夫——无论怎样改朝换代,礼教均可“忠实”地为新的统治者服务这一点上,作为被服务的一方,作者不作社会学的思考,而作心理学、人学的分析和揣摹,这样就使作者所表现的对象具有文学即人学的特性,而且更为入木三分地揭示出那班标榜着“惟思一人治天下,不愿天下治一人”的“天子”的自私的隐秘和顺水推舟的狡猾。在这样的心理背景下,“诸子百家,被斥为邪说异端,散佚殆尽,而孔二先生却能够巍然独存……”。这“巍然独存”的形象的背后包含着作者怎样尖酸、刻骨的冷嘲与热讽,读者便可以想见,体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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