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少年爱国诗人夏完淳》原文欣赏

　　少年爱国诗人夏完淳

　　中国历史上有夏完淳这个人物的存在，可以说是奇迹。他生于明崇祯四年辛未(1631)，死于清顺治四年丁亥(1647)，仅仅十七岁。他是江苏松江县人，父亲是明末有名的名士夏允彝，虽然不是东林党人，但受了东林党的影响，在地方上起着很大的作用。明朝走到了末路，满清入关，他们父子两人曾屡次毁家纾难，参加并领导地方上的抗清工作，结果依然是失败。父亲在早一年的八月跳水自杀，儿子迟了一年，为满清所捕，在南京被汉奸洪承畴把他杀了。

　　年仅十七岁，作为一个官宦人家的子弟，便能踊跃从军慷慨殉难，已经就是一件奇事;而尤其出奇的是他已经是近于成熟的一位诗人。他有一篇万言的《大哀赋》，死前一年所作，是模仿庾信的《哀江南》，而沉痛顽艳实有过之而无不及。据云“四岁能属文”，“五岁知五经”，足见他的确是一位早熟的所谓神童。他有遗集传世，曰《夏节愍全集》，是庄师洛、何其伟、陈均诸人替他收集起来的，合共十卷，又补遗二卷，收集得相当完备。“节愍”是乾隆末年(1776年)对明室死难诸臣的追谥，为很多人所共通，并不为夏完淳所专有。集中所收诗赋词曲，书绪论檄，各体具备，大率可读。

　　但这位少年诗人，尽管在清代受过追谥，也有人为他收纂遗集，却因他是积极的抗清分子，事迹终不甚为人注意，而诗文也多丧佚了。人了民国，也一直到抗战发生以后，才深切地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关于他的研究有汪辟疆先生的《三百年前一位青年抗战的民族文艺家——夏完淳》(曾发表于重庆版《时事新报》学灯栏)，柳亚子先生的《江左少年夏完淳传》(现收入《怀旧集》)。更有一些人把他写成戏剧，我就是这其中的一个人。我的剧本，叫《南冠草》，这是采用他被捕后至死为止的一部诗集的名字。在重庆曾经演出，演出时由导演洪深先生改用了他临死一首诗中的一句——“金风剪玉衣”为名。因此夏完淳的事迹在抗战后期的大后方是传得相当普遍了。

　　夏完淳的不可及处，是他很年轻而有很高的文艺上的成就，既长于文艺而却没有一般文士的方巾气，居然“十五从军，十七授命”，表现了大丈夫的气概。我觉得这是很值得我们研究的问题，便是他为什么能够做到这样。简单的“神童”两个字不仅没有把问题阐明，而且使问题神秘化了。这样的判断，我们是不能够满足的。我曾经加以解释，认为是和他所受的教育与所处的时代有密切关系。他有很好的父母师长，和同样聪明的妹妹亲戚。他的幼年时代的环境差不多是最近于理想的环境。在实践方面，也同样受了他的父亲夏允彝和师长陈卧子的感召，他们父子师弟三人是同志，父与师都死难殉节了，他为义气所迫，很自发地也就走到慷慨殉国的道路。这教育的力量，时代精神的领导，是值得我们强调的。

　　但我们在今天也可以公平地加上一个判断，便是夏完淳的成就是属于旧时代，他的意识和行动并没有可能突破封建思想的传统。不错，他是忠君爱国的，他的民族意识很强。但他有民族意识而缺乏人民意识，他忠君而不计所忠者为何等的人君?他爱国而不问所爱者是否人民的祖国?他只是在忠与爱的观念中守死善道而已。故他对于满清固然反对，而对于李自成也不表同情。当李自成人京，把崇祯帝逼到煤山上吊之后，江南的士大夫大闹其哭庙，夏完淳也正领导其“江左少年”大做其檄文讨逆。就连他对于异民族的抗拒，其实也是根据着“内诸夏而外夷狄”的春秋大义而来，并不是因为异民族的屠害人民，而是因为裂冠毁裳，雉发易俗，有损礼教。这的确是夏完淳和他的一类型人所受着的思想上或阶级上的限制。夏完淳毕竟是封建社会士大夫阶层(实即地主阶级)的一个完好的代表而已。

　　我这样判断，或许有人会说我过苛，是拿现代意识来批评三百年前的古人。假使是这样，那我的确是太不公平了，我尽可以被人指责为犯了主观主义的毛病。但我并不是这样，我是另外认识了一位与夏完淳同时而比他稍年长的人，拿来做着批评的标准的。这个人是谁呢?就是河南县举人，跟着李自成造反的李岩。他也是官宦人家的子弟，他的父亲是做过兵部尚书的。虽然他的造反是由于腐败的官吏逼成的，但他终于造了反，而且有了他的参加，使李自成领导的农民革命，充分地带上了人民意识，而使那革命几乎成功了。关于李岩的佚事，我在《甲申三百年祭》一文中搜罗得相当详尽，我要请读者参考一下，并请把李岩和夏完淳来作一比较，那便可以知道，我对于夏完淳的批评是一点也不过苛的了。

　　但我在这里要揭露一番我自己的一项近于徒劳的粉饰工作。我因为过于爱慕夏完淳，我想使他成为完美无缺，更加以在抗战期间有团结内部的必要，当我写《南冠草》剧本的时候，我曾苦心孤诣地想把夏完淳的活动和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革命结合起来。写他曾有心去投依张李而没有达到目的。我找遍了他的全集，没有找出什么痕迹。《大哀赋》上有两句：“招魂而湘江有泪，从军则西蜀无弦”，我认为上句是隐示李自成，那时李已在九宫山被杀。下句是隐示张献忠，张那时尚留于西蜀。但这实在是非常勉强的。但我就靠着这非常勉强的证据，在剧本中和剧本的后记中，公然把夏完淳写成了那样进步的一位人物。我在这儿实在是应该招认，我是不免有点阿好。其实不必把夏完淳写成那样，他倒要更完整些。他之不能更前进到那一步，我们并不能怪他。我们也可以拿另外一位历史人物来和他作比较，那便是“四大名儒”之一的王夫之了。王夫之也是富于民族意识的人，而同样缺乏人民意识。当张献忠入湖南，曾礼聘王夫之，而他藏匿起来不肯从贼。张把王的父亲绑了去要挟，王自毁乘肩舆而往，结果是张献忠看他固执，把他们父子两人同时释放了。连王夫之都是这样，我们怎么能够怪夏完淳呢?不过夏完淳在积极起来抗清之后，文字上便再没有不满张李等人的痕迹了。这倒也是无可否认的事实。或者我们至少可以说，在民族意识觉醒了之后的夏完淳，他的阶级意识是失掉了它的拗扭性的。

　　现在是更强大的帝国主义侵蚀着我们的时候，而有些人却比洪承畴还要无耻，夏完淳的民族性的强烈，倒依然是值得我们颂扬的。

　　1948年8月5日于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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