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诗词《政治家与诗人的双重胸怀》

　　毛泽东诗词《政治家与诗人的双重胸怀》

　　毛泽东作为诗人，被广大文化人接受并备加推崇，是从他1945年赴重庆谈判，以一首《沁园春·雪》搅动山城文化风云开始的。事起于南社盟主、词坛泰斗柳亚子先生向毛泽东索诗。毛泽东于10月7日致柳的信中说：“初到陕北看见大雪时，填过一首词……录呈审正。”稍后相聚时，毛又应柳之请，在柳的纪念册上再度书写此词。《沁园春·雪》随即不胫而走，在山城传开。毛泽东回延安后，柳亚子将毛词连同自己的和词送给《新华日报》，要求发表，有关负责人答复说，按党内惯例，发表毛泽东的作品非得本人同意不可，须到延安请示云云。柳亚子又提议先发表他的和词，将毛的原作撤回。《新华日报》于11月11日刊出和词后，不少人希望读到毛的原作。时任重庆一家民营报纸《新民报晚刊》副刊编辑的吴祖光，辗转得到毛原作的三个抄本，校配完整，于11月14日在该报首次发表，并在后面加写了一段按语：“毛润之先生能诗词，似鲜为人知。客有抄得其《沁园春》咏雪一词者，风调独绝，文情并茂。而气魄之大乃不可及。据毛氏自称则游戏之作，殊不足为青年法，尤不足为外人道也。”这段文字，并非关于毛泽东诗风的最早评论。10月21日，作为《沁园春·雪》第一读者的柳亚子，还写过一篇长时期一直没有公诸世的手跋。这天，曾为毛泽东画像的尹瘦石向柳亚子索求毛的诗作手迹和柳的和词手迹。柳慷慨赠与，尹又进一步请柳对毛的词写段跋文。柳稍加思索，欣然写道：“毛润之沁园春一阕，余推为千古绝唱，虽东坡、幼安，犹瞠乎其后，更无论南唐小令、南宋慢词矣……余词场跋扈，不自讳其狂，技痒效颦，以视润之，终逊一筹，殊自愧汗耳……”尹瘦石得此跋文后一直珍藏在家里。1960年他把它同毛词手迹和柳的和词手迹一并捐赠给了中央档案馆。这段跋文很有意思之处，是近代以来不讳“自狂”“跋扈”的柳先生本人，在读了毛词后也“殊自愧汗”。后来的许多和词，也大都是从这个角度来谈对毛词的感受。诸如“岂等沛风?还殊易水，气度雍容格调高”(郭沫若)，“望尘莫及，竖子牢骚”(聂绀弩)，“看回天身手，绝代风骚”(陈毅)，“不识作态装娇，更不惯轻盈舞秀腰”(黄齐生)，“浑莽不事妆娇，更不自矜持不折腰”(景州)等等。对毛词风格的感受和推崇实在是“不约而同”。

　　一首《沁园春·雪》在抗战胜利后的那段极为复杂的日子里，使大后方的文化人第一次领略到毛泽东那古今独步的胸襟气魄，使此前对毛泽东知之甚浅的人们体会到，他绝非是他们先前以为的，也是国民党御用报刊宣传的那种草莽英雄形象，他的才思文采使人大为震惊。相形之下，那位身着戎装，神情刻板的“委员长”，倒成了只识弯弓射大雕的枭雄。当决定中国命运的两个政党的最高领袖并肩而立或握手相谈等人拍照时，“略输文采”的那一方分明在人格魅力上败了下来，人们也由此作出了自己的选择。

　　都说毛泽东的诗风豪迈雄健。为什么?

　　功夫在诗外。与毛泽东叱咤风云的一生所扮演的角色有关。一位西方的毛泽东研究专家曾惊讶地谈到：毛不是一种，而至少是五种类型的人。他是农民运动的领袖，发起了遍布全国的暴动;他是哲学家，赋予马克思主义一种东方精神的新形式;他是军事指挥家;他是放荡不羁的浪漫主义诗人;他是全球最大的机构中的政治领袖。作诗，只是他诸多角色中的一种。其诗风的根本源泉，来自他的丰厚实践。于是，政暇赋诗，便是妙句拈来，着眼高拔。作为政治家，毛泽东是充满革命的理想主张激情和浪漫主义诗人气质的政治家;作为诗人，毛泽东是集军事家的机敏气魄、政治家的胆识圆通、思想家的深邃智慧于一身的诗人。政治家诗人，诗人政治家。或许，随着中国文化艺术习惯的变迁，他事实上已经成了最后一位卓越的政治家而酷爱和擅长旧体诗词的代表。这种双重角色，使他的身份及创作意识和作品风格，堪称古今少见。

　　由此，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国诗史上的地位。

　　历史上，也有不少著名人物，表现出多方面的才能。他们有的是政治家、军事家，又是思想家、哲学家，或者是文学家。但几乎没有人像毛泽东那样在这几个方面同时达到令人信服的境界。至于那些等而下之的，或缺文采，或欠武功的历史人物，就更不用说了。这一点，当毛泽东以新时代、新阶级的代言人来审视他们的时候，是相当自信的，尽管被审视的人物也不愧为面对祖国大好河山，为建功立业竞相折腰，并确实为中华民族作出了历史贡献的“英雄”。你看：“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轻轻几笔，便把这些以雄才大略著称的古代帝王们荡过去了。

　　其中，秦皇、汉武确实缺少文字意义上的“风骚”。唐太宗倒也作过诗，《全唐诗》便收有他的十几首作品，但没有一首传诵之作。宋太祖弄了两首《咏月》、《咏初日》，则为抒发个人春风得意之情，鲜有艺术分量。历代帝王中，南唐李后主算是有艺术气质和创作才华的一位，作为一代词家，颇为后人称道。但严格说来，他算不得政治家，只是坐享父业，既无开疆拓土的寸功，连守住既成基业也不能。对此，毛泽东在1957年4月的一次谈话中，不以为然地说他，虽“多才多艺，但不抓政治，终于亡国”。曹操是一代卓越的政治家、军事家，同时，也不愧为开一代诗风(建安风骨)的大家，从而使毛泽东对他格外看重，对他的政治功业、军事成就和诗歌风格，都有过很好的评价。譬如，他对子女说过：曹操的“文章诗词，极为本色，直抒胸臆，豁达通脱，应当学习”。不过，在毛泽东看来，“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依然是“俱往矣”的感受，依然是“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自信。且不说曹操的功业不好同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相比，就诗歌创作风格来说，钟嵘《诗品》评道：“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他确有“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和“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雄心，但其“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排遣，其“绕树三匝，何枝可依”的空落，其“烈士暮年”、“何以解忧”的愁绪，在毛泽东“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批判精神、“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挑战气概、“而今迈步从头越”的不屈意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崇高信念面前，多少显得有些沉郁，少些昂扬奋发。

　　我们再看看毛泽东与古代诗人的差异。与“诗人之父”屈原、唐代三李、宋代苏、辛这些个毛泽东所喜欢的文采斐然、气势雄放的诗人相比较而言，毛诗的豪放，是个性意志和通过自己的实践使理想抱负逐步实现中的豪放。而上述诗人却是豪放的个性情怀和建功立业的理想意志由于种种原因(或环境、或主体的实际才干)受到压抑后的倾泄。

　　屈原早年深得楚怀王的信任，但不久即被谗去国，终其一生未能在政治上施展其才能抱负。他的确不愧为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伟大诗人，但因政治上的无所建树，意志难伸，或思去国远游而又狐死首丘，最后难排忧郁投水殉志。豪放派开山之祖苏轼，以一首《念奴娇·赤壁怀古》倾倒多少风流人物。词人不愧为大手笔。他为读者描绘了一幅令人惊心动魄的大江壮流图。你看，崖石错乱，直插云端，波涛如惊，狂奔咆哮，雪团似的浪花，上下翻滚。那场面，那气氛，仿佛就是赤壁大战在进行，众多的英雄人物在运兵。然而，词人在进行了一番“故国神游”之后，最后发出的却是“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的沉重感慨。那意思是：江山依旧，人事无情，自己虽有周瑜那样的风流才华，却没有那样的机会以展雄图。词人的坎坷一生，词中无不处处打上深深的印记。尽管历代评家对这首词甚为欣赏，把它当作豪放派词的代表作，说它意境高远，气势磅礴，格调雄浑。然而读后在产生美感的同时，总有一种英雄失路的悲凉和愁苦梗在心间，不管词中的景物写得何等壮阔，读者的情绪却并不能真正豪放起来。辛弃疾是历代诗人中最有政治、军事才干的人物之一。“壮岁旌旗拥万夫”，青年时代便驰骋疆场，成为北方沦陷区抗击金兵的重要首领。率众南归后，仍志在北伐，收复中原。但到头来，“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终其一生，“旌旗未卷头先白”，理想成为泡影。面对这些古代诗家的佼佼者，柳亚子在步毛泽东《沁园春·雪》原韵的和词中，便有了这样的评论比较：“才华信美多娇，看千古词人共折腰。算黄州太守，犹输气概;稼轩居士，祇解牢骚。更笑胡儿，纳兰容若，艳想秾情着意雕。”应该说，这个评价还是有些见地的。当然，屈原也好，苏轼也好，辛弃疾也好，他们的遭遇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他们个人无力与一个朝廷政府相抗衡，他们作为擅长舞文弄墨的诗人，自不能与纵横捭阖于王霸之术的政治家、军事家相比。于是，他们报国无门，心中委屈，在诗词中露露自己胸中的郁气也是可以理解的。问题在于，险恶的环境可以窒息吞噬一个人，也可以锻炼造就一个人。中国革命经历了曲折万难的征途，也造就了毛泽东这样一位非凡的领袖和卓有建树的诗人。他本人的人生道路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他也多次经历过困难与危险，压抑和苦闷。仅就从秋收起义到井冈山这段时间来讲，他便亲身经历了三次兵败，此后又数次被撤职赋闲，有一次还因传言远在上海的党中央开除了他的党籍(实为解除其政治局委员职务)而在红四军里不能过组织生活。但是，毛泽东始终以不屈不挠的意志对待人生的坎坷，以乐观主义精神对待革命事业。他写的诗词，都总是力图激荡人心，催人奋进的，给人以力量与鼓舞的，这或许正是毛泽东与一般诗人的不同之处，也是其作品的魅力之所在。一位作家在读了毛泽东的诗词后，曾谈到这样的感受：“毛泽东同志一身兼伟大的政治家和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伟大的军事家、伟大的诗人，这几个特点是统一的。如果没有前几个伟大作为条件，他不可能写出光辉夺目的革命诗篇。他不是为写诗而写诗，而是由他在长期革命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培养成的革命乐观主义与革命英雄主义的伟大人格，以及蓄积于胸中的革命激情，喷发而为诗，加上他对诗词艺术有深厚修养兼有天赋的过人才华，所以能写出光辉夺目的诗词。”确实，毛泽东的诗词不同于任何文人笔下的作品，也不隶属于文坛上哪一个流派。它是一个领袖人物在革命过程中的抒情言志，是在一种新的思想基础上把豪放派诗词加以发扬光大的结晶。

　　与此相应，作为政治家的诗人，当毛泽东审视传统的豪放诗人和豪放作品时，无疑有一种心理优势，并且不可能完全是基于非功利纯审美的角度来审视。站在政治家的立场，他必然关注诗人本身所建立的功业及其作品的社会实效。这一角度难免影响对诗人的评价。

　　譬如李白，无论是他那种傲视一切的心态，还是古今独步的诗思，都是毛泽东极意推崇的。但当毛泽东换一个角度来审视这位豪放诗人时，其悲剧性格中的喜剧性弱点便被毛泽东明晰地剥离了出来。李白在《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中说自己志在“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起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故而他在《古风》第三首中赞美秦始皇的功业。但1973年7月4日同王洪文、张春桥的谈话中，毛泽东却从这首诗中引伸出这样的看法：这首诗大段是讲秦始皇了不起，“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只是屁股后头搞了两句：“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就是说他还是死了。你李白呢?尽想做官!结果充军贵州。白帝城遇赦，于是乎“朝辞白帝彩云间”。《梁甫吟》说现在不行，将来有希望，“君不见高阳酒徒起草中”，“指挥楚汉如旋蓬”。那时是神气十足。我加上几句，比较完全：“不料韩信不听话，十万大军下历城。齐王火冒三千丈，抓了酒徒付鼎烹。”把他下油锅了。李白在《梁甫吟》中引用了刘邦谋士、嗜酒如命的高阳人郦食其的事迹。郦食其以一介书生游说楚汉之间而建功立业，李白对此很有点推崇神往，以之象征比喻自己的抱负追求。毛泽东随口说出几句打油诗，却道出郦食其的可怜下场。据《史记》载，刘邦手下大将军韩信引兵东向，欲攻齐国时，为刘邦所用的郦食其抢先说降了齐王。不料韩信仍率兵攻齐，齐王以为是郦食其以缓兵之计欺骗了自己，便把他抛入油锅烹死了。从这段富有情趣的调侃议论中，不难看出毛泽东对纯粹诗人心态的超越，对自视过高的书生意气的轻视，不难体会到他是怎样从政治家的角度来看待古代诗人对历史伟人充满意气的清谈评论。他不赞成李白超越时代，超越客观的历史事实及其影响来感叹秦始皇的最终结局(“金棺葬寒灰”)。李白的感叹明显是把诗人有关抽象的人生价值和超脱的历史观念强加在政治家头上，以道家的玄辩来褒贬法家的务实。在毛泽东看来，政治家就应该牢牢地把握和创造现实，更何况秦始皇在他的心目中一直是历史上了不起的非凡人物。其烈烈轰轰的功业、成就和影响也是千古相传的。毛泽东不无挑剔地指出李白在自己诗歌中抒发的傲视一切的勃勃雄心，与他在现实生活中的尴尬处境(想当官而不得)之间的深刻矛盾。(李白虽志向远大，但并无实际才干，再加上他为人放荡不羁，这就必然导致四处碰壁，可惜他至死未悟。)可以说是点出了古代大多数有成就的诗人们的普遍命运。这虽然反映出封建社会不合理制度压抑人才的痼疾，但从诗人角度看，也是书生式的空好议论的必然结果。从这个角度一比较，纯粹诗人与政治家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天平上自然发生倾斜。

　　笔者拿毛泽东的诗同古代诗家相比较，是就毛泽东诗词的整体气势而言，并非认为其作篇篇都是超越古人的豪拔之作。事实上，毛有的诗句虽有骇世效应，但我个人认为未免空泛，如“小小寰球”，“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有的诗句虽然有逼人气势，但也显得随意粗糙，如“不须放屁”之类。

　　毛泽东本人对自己的作品也是相当谦虚的，并非首首满意。许多诗稿他不同意发表，就包含有觉得艺术上还要进一步修炼的意思。即使一些打算或已经发表的作品，他也时常觉得不尽完善。1959年9月7日给胡乔木的信中，他说自己刚写就的《到韶山》、《登庐山》两首七律，“主题虽好，诗意无多。只有几句较好一些的，例如‘云横九派浮黄鹤’。”1965年7月21在给陈毅的那封著名的论诗的信中，他说：“我偶尔写过几首七律，没有一首是我自己满意的。”1966年6月，他在“西方山洞”居住时，韶山的同志因为找到他1959年回韶山写的《七律·到韶山》手稿，请他再书写一次，他拒绝了，并说：“这首诗还写得不理想，不书写算了。”指出这些，恰恰说明，毛泽东是遵重艺术规律的，他具有注重审美创造的诗人本色。

　　并不是任何一个写出了“诗歌”的人，都可以称得上是诗人。毛泽东之成为诗人，不仅是因为他写诗，更重要的是他懂诗，具有真正的有别于政治家的诗人本色。他写诗不是为了应酬排遣，而是把它当作一件严肃真诚的事情来做;他懂诗不是浮光掠影，而是挟裹着职业诗人的钻研精神。

　　对待写诗，毛泽东在1959年9月7日给胡乔木的信中曾有一段自白：“诗难，不易写，经历者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也。”对毛泽东这样一位充满诗情且生活丰厚的人来说，挥洒几笔，并非难事;难就难在写的诗要有诗的形式、诗的味道、诗的意境。特别是讲求严格的旧体诗。1957年夏天，接见对词学很有研究的冒广生先生时，他认为：“旧体诗词格律过严，束缚人的思想，一向不主张青年人花偌大精力去搞，但老一辈的人要搞就要搞得像样，不论平仄，不讲叶韵，还算什么格律诗词?”1965年在给陈毅的信中，谈到陈毅呈送他修改的那些诗在“在字面上(形式上)感觉于律诗稍有未合”时，又特别强调，“律诗要讲平仄，不讲平仄，即非律诗”。1975年，他又对陪伴自己读书的工作人员谈到：搞文学的人，还必须懂得和学习语言学，学习音韵学，不学音韵，想研究诗歌和写诗，几乎是不可能的。还要学《说文解字》，一般学文学的人对《说文解字》没有兴趣，其实应该学。毛泽东自己便注重这方面的研究。在毛泽东的藏书中，便有一部上海文瑞楼石印的《诗韵集成》，一部上海鸿宝斋书局石印的《增广诗韵全璧》，还有两部《新校正词律全书》，分别为清版木刻和石印本。其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圈画和断句。

　　对于旧体诗的格律音韵，毛泽东也反对拘泥太甚，作茧自缚，那无异于自梏性灵，披枷带锁作诗囚。他在读袁枚的《随园诗话》时，很注意下面这段详论活用音韵的段落，画了着重线并加圈点：“余《祝彭尚书寿》诗，‘七虞’内误用‘余’字，意欲改之，后考唐人律诗，通韵极多，因而中止。刘长卿《登思禅寺》五律，‘东’韵也，而用‘松’字。杜少陵《崔氏东山草堂》七律，‘真’韵也，而用‘芹’字。苏颋《出塞》五律，‘微’韵也，而用‘麾’字。明皇《钱王朘巡边》七律，‘鱼’韵也，而用‘符’字。李义山属对最工，而押韵颇宽，如‘东、冬’、“萧、肴’之类，律诗中竟时时通用。唐人不以为嫌也。”毛泽东的《七律·和柳亚子先生》中的“索句渝州叶正黄”、“观鱼胜过富春江”两句，便是“江”、“阳”隔韵合用。对于旧体诗的词藻，毛泽东也强调要造新词，使人易懂。1965年9月，在批示和修改胡乔木《词二十七首》稿本时，毛泽东再次谈到并实践了他这方面的主张。在9月5日看的稿本上批道：“有些地方还有些晦涩，中学生读不懂。唐、五代、北宋及南宋一些人写的词，大都是易懂的。”在9月15日看的稿本上，他把某词中“营地乐、胜天堂”改为“胜家乡”。并在一旁批注：“要造新词。天堂、霓裳之类，不可多用。”这些，体现了对旧体诗的艺术革新精神。

　　毛泽东对自己的作品，始终抱着严谨负责的态度。其作品发表后，他虚心听取意见，凡有修改建议，不管是来自名人还是无名之辈，只要合理，他便采纳。更多的时候，在作品发表前他主动向人请教。这方面的例子较多。譬如：1959年夏写完《七律·到韶山》、《七律·登庐山》后，9月7日，他写信给胡乔木，嘱他送郭沫若一阅，“看有什么毛病没有?加以笔削，是为至要”。1962年发表1929年至1931年写的《词六首》前，他于4月24日给臧克家的信中说：“你细心给我修改的几处，改得好，我完全同意。还有什么可改之处没有，请费心斟酌，赐教为盼。”毛泽东自己对自己作品的修改，更是翻来复去，付出了大量心血。从1963年3月到1971年冬天，毛泽东对他的全部诗稿重新看过数次，对有些诗词作过多次修改。每次修改都是由吴旭君作记录，等他本人反复推敲将字句确定后，再亲自改到手稿上。1973年冬，他叫吴旭君把卷宗里的全部诗词用毛笔都抄写一遍。抄完第一遍，他又核对，对其中有的诗词再作修改。有许多好的诗句，就是从这样的反复琢磨中产生出来的。

　　例一：1923年写的《贺新郎》(挥手从兹去)，上半阕的末两句原是“重感慨，泪如雨”，后改为“人有病，天知否”?下半阕的末四句原稿为“我自欲为江海客，更不为昵昵儿女语。山欲坠，云横翥”，后改为：“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此番一改，由别情柔意一转更显雄壮搏击的气势。境界相异，意味更浩大一些。

　　例二：《念奴娇·昆仑》最初发表时，其中一句为“一截留中国”。不久，毛泽东改成“一截还东国”。“东国”范围更广，扩展了该词反对帝国主义的主题，且以“还”替“留”，作者的立足点便更高大，也更富浪漫色彩。

　　例三：1958年发表《七律·送瘟神》二首，其二中有“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两句。初稿里，“随心”原作“无心”，“着意”原作“有意”。“无心”与“有意”虽对得工整，但两句语意却没有必要相拧。改定后，“红雨”不是“无心”，而是随着它自己兴高采烈的心情，“青山”不仅是有意，而且是特别地用心用意。一字之差，不仅仍属对工整，并且更突出了“红雨”、“青山”的灵性，活托出创作者的主体心情，造出别具一格的诗眼。

　　毛泽东如此营构诗意，使我们感到，他的政治家、军事家生活和胸怀，确为他成为一代诗家创造了条件，但他之成为诗人，却绝不是靠他的身份和威望，尽管我们不难见到一些因自己的政治身份和威望而轻而易举地跻身“诗人”行列的情况。可以说，毛泽东从来不以自己的政治身份来直接介入翰墨交往关系。由于他的诗名，常有人请他改诗。1965年修改陈毅诗作的那封信中，他说：“你叫我改诗，我不能改。因我对五言律，从来没有学过，也没有发表过一首五言律。”于是，“只给你改了一首，还很不满意，其余不能改了。”这是大家熟悉的。此外，同年9月修改胡乔木的27首词时，曾先后写有这样两段话：“这些词看了好些遍，是很好的。我赞成你改的这一本。我只略改了几个字，不知妥当否，请你自己酌定。”又说：“删改得很好，可以定稿。我又在个别字句上作了一点改动，请酌定。另有一些字句似宜再改。如不妥，即照原样。”这些，都是诗歌创作中的平等对话。

　　关于对自己诗词的评论，毛泽东一般很少发表意见。这也是他对如何写旧体诗的基本主张之一。他多次说过，写诗不能靠注解，作者自己不宜多注解。但关于《沁园春·雪》却是例外之一。1945年该词在重庆发表后，12月8日《大公报》发表《我对中国历史的一种看法》的署名文章。作者说这是早已写好的一篇旧稿，“近见今人述怀之作，还看见‘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比量，因此觉得这篇斥复古破迷信并反帝王思想的文章还值得拿出来与世人见面。”接着，《中央日报》、《和平日报》、《益世报》先后发表20首(篇)和词或文章予以攻击。显然，这远非文墨官司，已转化成一种政治斗争了。诸如“草莽英雄，林泽豪杰，巧饰文词虫贝雕!休夸耀，看青天白日，旗遍今朝”之类，直露天机。进步文化界也立即撰词撰文予以回击。时在重庆的王若飞把这些和词文章收集起来，寄给毛泽东，毛看后在同年12月29日的一封信中，短短几句，表示了极大的蔑视：“其中国民党骂人之作，鸦鸣蝉噪，可以喷饭。”重庆《新华日报》也没有另发词或刊载反驳文章，只在次年5月23日转载《咏雪词话》一文时写了一段编者按：“毛泽东同志咏雪一词刊出后，一时唱和甚多。然而也不乏好事之徒，任意曲解丑诋，强作解人，不惜颠倒黑白，诬为封建帝王思想。”1957年1月号《诗刊》上重新发表该词后，毛泽东写了一条自注说：“雪：反封建主义，批判二千年封建主义的一个反动侧面。文采、风骚、大雕，只能如是，须知这是写诗啊!难道可以谩骂这一些人们吗?别的解释是错的。末三句，是指无产阶级。”这一注解，言辞恳切直露，实与当年山城的风波有关，算是一种回答吧!仅“须知这是写诗”，便驳斥了任意曲解的荒唐之词。

　　建国后，对毛泽东诗词的解释又出现了另一种情况，即任意拔高，试图从中找出别的微言大义。1959年4月，《诗刊》社邀请几十位诗人和评论家举行座谈会，同样作为政治家、军事家而兼诗人的陈毅到会发表了意见。他特别强调：“艺术就是艺术，写诗就是写诗。”接着谈到：“上海有人在毛主席诗中找战略思想，就有些穿凿附会。毛主席诗词有重大政治意义，但还是诗。有人问毛主席：‘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是不是超过了历代所有的人?毛主席回答：作诗就是作诗，不要那么去解释。‘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两句，完全是说：这支军队得救了，将要胜利到达陕北了。”这就是说，诗歌是“寓教育于娱乐之中，不是一本政治教科书，更不是一本政治论文、整风文件、经典著作”。即使是政治家创作的作品，也不可能例外，因为文学之为文学，就不能摆脱其共性的要求。毛泽东诗词首先是文学，它所蕴含的思想意义只有在文学的规范才可能得到恰如其分的阐发。只有这样来理解和评价毛泽东诗词，才可能合乎作者本意。从政治、军事的角度来简单图解毛泽东的诗词，未必是真正尊重其作品的价值，未必有利于理解诗人毛泽东的独特之处。

　　关于解诗，毛泽东深知其难。因此，关于他的诗歌的评论、理解，只要不涉及原则或史实问题，他一般都取豁达态度。1961年出版毛泽东诗词英文版时，郭沫若曾问毛泽东，《七律·到韶山》中“黑手高悬霸主鞭”的“黑手”指谁，因有人释为农民，有人释为反动派。毛泽东回答指反动派。郭沫若又问要不要出一本主席诗词的统一解释的书，毛回答：“没有必要，唐诗三百首，流传多少代都没有统一的解释，我的诗词也让别人去理解吧!”1973年接见杨振宁的谈话中，毛泽东想得更远，他说：“《诗经》，两千多年以前的诗歌，后来做的注释，时代已经变了，意义已不一样。百把年以后，对我们的一些诗也都不懂了。”这一随兴之论，倒也见出他对古人说的“诗无达诂”深有体会。

　　理解诗人毛泽东，是多角度的。毛泽东写诗，与他那豪放强劲的个性，与他对自己所开创的亘古未有的革命事业的执著追求不可分割。这种融合构成他的诗歌创作的基本主题，从而使他的诗风可以说兼具一般浪漫主义豪放诗人的洒脱拔俗，即兴随意的气派，和刘邦、曹操这类在历史剧变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开国政治家的雄壮浑厚、本色凛然的威风。读之既文采斐然，情思飘逸，又酣畅淋漓，咄咄逼人，集生气、神气、灵气和豪气、霸气、戾气为一体，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他自己表白的猴气和虎气两个性格侧面，展露出政治家与诗人的双重胸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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