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危言 《盛世危言》是所谓同治中兴后的一部论时政的书,我现在只是借用它这个名字,内容毫不相干。 清朝晚年可称为盛世吗?这在今天看来真是笑话了,要是盛世,何必去革命?这当然是
海明威《塞纳河畔的人们》小说原文
塞纳河畔的人们 从勒穆瓦纳红衣主教路的尽头走到塞纳河有很多条路。最短的一条是沿着这条路径直往前,但是路很陡,等你走上平坦的路
2022-04-27
盛世危言 《盛世危言》是所谓同治中兴后的一部论时政的书,我现在只是借用它这个名字,内容毫不相干。 清朝晚年可称为盛世吗?这在今天看来真是笑话了,要是盛世,何必去革命?这当然是
盛世危言
《盛世危言》是所谓“同治中兴”后的一部论时政的书,我现在只是借用它这个名字,内容毫不相干。
清朝晚年可称为盛世吗?这在今天看来真是笑话了,要是盛世,何必去革命?这当然是中国传统文人的老调了。不过,为那个时候想想,也未尝没有一个可为盛世的机会:论地方,则二十年的大乱削平,封疆大吏,如曾、左、李者,皆近代之豪俊,他们都把握着积极接受西洋应用科学之要点。论中央,则恭王奕之明识大体,用尽方法节制叶赫那拉氏之胡为,枢臣文祥之忠勤练达,在当时已知上下一心为立国之本,而遗折谓上议院即古所谓谋及卿士,下议院即古所谓谋及庶人,更见其识见之远。
论建设,则新海军先日本而成,江南制造之宏规,福州船厂之经营,以及北洋之新政,皆先日本而创始。论事业,则西北戡定,海上无波。论政风,则陋规虽仍旧,大贪污并无所闻。上文所举诸人,仅李氏颇为子孙计,其实尚不如后来的京堂时代的盛宣怀。若其他诸人,则子孙但能作田舍郎吃一碗饭而已。而文祥之廉俭尤有可称道者。他在总理衙门多年,这个衙门在当时乃兼办外交与新政之设计者。一个公使驻北京多年,临行,文祥饯他,他说:“我在贵国供职多年,深佩中堂之人物,很想往贵府拜辞一回。”文祥回答:“实不相瞒,我总算是国之大臣了(按,当时恭王在政治上居第一位,他即居第二位,即代恭王办政事者),而敝寓寒陋实不堪招待外宾。”这个公使肃然起敬,回国后把这事写在回忆录上。由此看来,贾充、杨素之一门极奢,未必即为晋、隋收到“怀庶民,来远人之效”;而亡清的最后一个满洲政治家,在中国史上也值得一笔。论史事是要公平的,闲话少说,言归正传,那“盛世”毕竟盛不起来,其根本的理由是满族实在办不下去了。醒觉的汉人,决无再受特殊阶级统治之理。
今日乃真是盛世,这迥与传统文人所说不同,我们不可因两千年的文化滥用这个名词而不用,因为我想不到一个更好的名词。而且古时所谓盛世者,到了下列所说,乃为极致,这就是民康物阜,海晏河清,弧矢东来(这就是库页岛的石器渔户来进贡),麒麟西至(这就是阿拉伯贡吉拉弗),越裳南归(这就是我们提携中南半岛的文化),俨狁于襄(这就是去了北方的威胁)。然而照盛极必衰的道理,一旦国家承平如此,必含着衰落的因素,例如大唐天宝时代,便是如此。所以历史上的盛世,每为盛之末,今日之盛乃为盛之始。抗战之实力,先世所稀,不平等之条约一朝而废。惟其为盛之始,故真是盛世,亦惟其为真盛世,乃真需要危言,更惟其为真盛世,乃可受危言。孔子曰:“邦有道,危言。”韩昌黎曰:“惟善人惟能受尽言,况盛世乎哉!”
“破题”先说了许多,岂不费辞?其故实由于我要说明盛世不可无危言也。至于本旨,实说不胜说,岂止如何者一,如何者二,如何者六而已?今姑以日内所常见于心上者,择要写下来:
其一曰:今日乃真卧薪尝胆剑及履及之时,而决非事既定功已成之日也。同盟国未来之必然胜利亦即中国未来之必然胜利这是绝无可疑的。我们必在几年内打回到老家,并且看见日本没落到明治维新以前的地步,而受到它应受的一切惩罚。又看见我们的国运远过汉唐明之盛世,而对世界将来之维新的大同的文化上有绝重大之贡献。这都是无问题的。不过,实现的时间有早晚,实现的程度有深浅,这却全靠我们的努力来决定。早一年,好一年;深一层,好一层,这关系今后五百年的命脉。我尝想,我们这次抗战,好比唐僧取经,最后胜利是早经决定了的,一如唐僧取经之前,观音菩萨早在如来佛面前说好了的。但是,为功行之圆满,不得不经八十一难,因为不如此不能证真果,在将来即不能佛法常光。所以我们过了一难又一难。到了今天,长夜漫漫已算过去了,“东方明矣”,佛国在望,然而还有好些难,如火焰山、无底洞等等,仍待我们去拼命,若不拼命而坐待的呵,决无到达佛国之理。诚然,我们的领袖秉周公敬德之心,行诸葛武侯尽瘁之事,宵旰勤劳,乾惕震厉,而为其精诚所感以夙夜从公者,固可各处见到。但是整个的看来,我们今天努力是不是已经到了十成呢?这应该是一切人,尤其是一切在重要的地位者,各个反省一下的。目前的局面,原自显然:有百万的倭寇在我们国土之上,占据着我们的菁华,我们必须把他们都赶出去。这件事固然需要盟国的帮助,就海军论,这是盟友的责任,英美,尤其是美国,必须彻底解决日本的海军;就空战论,这也大部分需要西半球盟友的帮忙;即陆军一项配备也有待于盟友之处,这都不消说。然而陆地上的厮打死打,可全是我们的事。这一条上,别人帮不上我们的忙,我们也决不期待别人帮忙。我相信,在日本海军彻底打败之后,盟军能在中国地带得到空军优势之时,日本的军心是会动摇的,人心是要不稳的。但是,这次交战国家的经验,皆远超过上次大战的交战国,胜利之希望既绝之后,其支持之能力是大的,而且以食粮缺乏使日本溃败,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更需准备反攻,提早反攻,长久反攻。这固有关于盟国之接济,也在乎我们的布置,我们的努力,我们的如何用尽力量而不浪费力量。
我想,我们应该有一个口号,这口号便是:一切为反攻。既然一切为反攻,则凡与反攻无直接关系者理应从缓办理,而为反攻所需要者,不论事实如何困难,如有缺陷,皆当整顿,不论环境如何难办,如当改正,即须改正。一壮丁必得一壮丁之用,一加仑油必得一加仑油之用,一斤血汗必得一斤血汗之用。从背面说,其与反攻无直接关系者,纵有关于十年大计,百年树人,也不妨从缓。因为失地早收复一年,即等于十年建设之效力。瞻念沦陷区之痛苦,顿想到陆放翁有诗为证:
三万里河东入海,八千仞岳上摩天。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
其二曰:一代之政风,每造于开国之时,而今日正开国之时造政风之日也。今后百年之气运即决于此时。故今日政风之厚薄,实为百年治乱之所系。就中国近代史论,纯由满洲人办事的一段,不值得说了,只从曾、胡时代说起。曾国藩、罗泽南之办湘军,虽说乡人部曲之观念极重,而且不敢“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究竟把握着儒家传统的要点,“言忠信,行笃敬”,诚而勿欺,慎终于始,所以农夫可以做勇卒,秀才童生可以为大将,此中道理,并无如何开新局面之处,因为曾之为人,本亦是皇甫嵩之伯仲,然而规模典型既在正轨之中,一时天辰颇似有一种清明之气。一到曾之继承人李鸿章手中,风气顿变。李于曾氏,亦曾用心效法,究以天性及少小环境之差别,大不相同了。李为一代之霸才,他的做法却也大杂霸气。我们可以说,曾氏正而不谲,李氏谲而不正。一谲之后,自有如袁世凯者出焉。自曾氏在乡办团算起,到袁世凯余孽消灭为止,约八十年,即自李氏创办淮勇算,也要七十年,然而李鸿章谲而不正之影响,直到北伐统一才算大体结束。由此可见风气造成影响之远,风气转变之亦易亦难。新中国本为国父中山先生所创造,而蒋委员长之创新军,纯为主义之发挥,其宏规亦非罗泽南辈所能想见。两公之创造新局面,民物为之一新,追想清末以及北洋军阀时代之日月,恍如隔着几百年,这诚然是中国史上之一奇迹。然而古人有句话“满招损,谦受益”,我们今日政界的风气是否皆可满意,这是要检讨,要改革,要以理想之局面遗留后人的,今日政界的风气,我一时似为大可以注意者有两件事:第一,如何发动人民的力量。这事可以苏联近事为比拟,纳粹攻苏开始时,许多人认为苏联必早败,因为正在清党清军之后,斯氏(斯大林)政权是要遭严重试验的,然而事实证明绝不如此。这因为斯氏政权虽未给人民以自由,却曾给人民以平等,在封建势力部族杂压之下之人民得到平等,其忠勇是无量的。我这里并不是说苏联可完全为我们取法,但我们却不可不注意苏联是能发动人民力量的。我作一个小小的建议,我们的官,尤其是大官,可以一律“改善”其生活如平民。他们固已有许多如此了,但愿其全数如此。再进一步,“耕者有其田”,何不早些日子施行?今日政府之力量已甚强,根基已甚固,尽不必太多顾虑。如果宫不成为阶级,则中国三千年之弊病一扫而空矣。现在官也要抽壮丁了,大是好消息,但愿一切高官之子弟,男则皆从军上前线,女则皆作军人医院之看护,此风推而广之,此意扩而充之,以至于官吏中无富人,有势者不役人,我们的子孙要几百年享受不尽了。第二件事是如何发动在官者尽职奉公之心。诚然,今日奉公尽职之公教人员实不为少,中央如此,地方亦然。然而这个比例,似乎尚未达到理想之大多数,似乎有时与地位之高低,成反比例。做一录事则尽力抄写,做一科员则日夜办稿,此犹可合于孔子之道,曰会计当而已矣。一为司处之长,则有环境焉,有上司焉,有外面之人须考虑其“敌乎友乎”焉。至于长官,则“人事”之困难更多矣。当年胡林翼在湖北与太平军练兵厮打,有个文官是他顶头上司,他已经善于应付了,而犹不时自怨自叹地说:“七分精神对付宫制军,三分精神对付长毛。”今日之司处之长,以及更上层之官,究竟用几分精神来办事,几分精神来对付环境?假如用一番宋儒克己自省的工夫,或且偶有人要觉得胡林翼的比例,还不算太坏罢,或者可美罢?其实此等风气之充实也不算难事,只要有几个,或者十几个“其直如矢”之人,“惟仲山甫,刚亦不吐,柔亦不茹”,只是就事办事,不顾环境,不畏上下,社会上之风俗可以立刻淳厚些。这尤在乎在上位者之提倡了。这中间自然也不免要有无故牺牲了自己的,然而当此盛世之始,总要成功的。更有进者,欲人尽职,则必先许人以尽言,假之以礼,而不责其言过,然后一机关之中,首长之与属从,可上下相通,如“鱼之得水”,不仅为主僚关系而已。试看历史上的大朝代,每一个大朝代之安定,总在一个偏于宽放的皇帝手中,例如汉之文帝、唐之太宗、宋之仁宗、明之孝宗,其时发言盈廷,好的坏的都有,有些话,我至今读史尚觉不耐,而当时的皇帝耐之。偏偏这四个皇帝的时代,是四朝中人才最盛的时代,为百年开太平,岂不可怪?昧昧我思之,此中大有道理在。常有人谓,此时人才多,彼时人才少,此皆半是半非不是不非之论。人得际会,得其施展,则为人才,所以邓禹当年所望不过文学,马武所望不过督邮。不得其机会不得其施展,则谁知其为人才?设若诸葛亮遇到明思宗,至多也不过几十个宰执中之一人,或至于断头而后已。然则人才之出,在柔性的时代容易,在刚性的时代艰难,只闻“鱼之得水”为佳话,不闻木之得火为美谈。以上所述四帝,盖以柔弱胜刚强为制造人才之道也。然则今日一部之首,一局之长,似皆可体会以上四帝培养人才之道。大凡中国历史上之治世,每每杂用儒术黄老名法,无儒术无所立心,无黄老无所为纲,无名法无所为用,然则以儒术之忠节为心,以黄老之运用为体,名法之事委之于人,“但持大体而已”,乃最便于培养人才之道也。此义又有书为证,《康诰》曰:
惟厥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畏咸,显民,用肇造我区夏。(按,其中有一二字,以金文习语改传本之失。)
此事为文王之事,此言为周公之言,所谓“不敢侮鳏寡”,按之《诗经》,乃当时习语,即一视同仁之谓,无关深义。若所谓庸庸祗祗,畏天之威,显民之生,其言何其侧隐而柔胜,不意其出于定功之嗣主,用以述其前王之创业者也。
以上所写姑止于此,若尽性写来,“日上数十简”,可为一个不尽的故事。写后自看一遍,顿觉其中但有敝同乡辕固生所称《老子》的话,“此寻常家人言耳”。并无“危言”,只见“迂论”。欲改文题,已来不及,不过,《诗》之教有曰,“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是耶,非耶,或者不相干耶?
(原载1943年5月2日重庆《大公报》星期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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