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与提倡道德 政府应该不应该利用它的特殊凭借,去提倡它所认为道德的,本是一件向来有争论的事。除去极端的自由论者和宗法主义的国家,大约都取一种中间之路。不过,在欧洲的这个
海明威《塞纳河畔的人们》小说原文
塞纳河畔的人们 从勒穆瓦纳红衣主教路的尽头走到塞纳河有很多条路。最短的一条是沿着这条路径直往前,但是路很陡,等你走上平坦的路
2022-04-27
政府与提倡道德 政府应该不应该利用它的特殊凭借,去提倡它所认为道德的,本是一件向来有争论的事。除去极端的自由论者和宗法主义的国家,大约都取一种中间之路。不过,在欧洲的这个
政府与提倡道德
政府应该不应该利用它的特殊凭借,去提倡它所认为道德的,本是一件向来有争论的事。除去极端的自由论者和宗法主义的国家,大约都取一种中间之路。不过,在欧洲的这个争执是有一个明显的体态的,即是政治与宗教之关系,即二者之间之分合的程度,在中国则以本无所谓“建置的教会”及宗教义法之故,所以凡是政府所提倡的道德,每每不外下列两事:其一,宗法时代的仪文及其相关联物事;其二,法律所应当制裁而在中国则不能制裁的,转去乞灵于所谓道德。就前一项看,每似无知之表见,就后一项看,更觉无聊了。所以自民国成立以来,每次政府在那里制礼作乐,太息于世道人心之日下,而以一纸空文提倡道德,不特在正面所得结果直等于零,且在旁面适足以助成伪善与虚饰之增长而已。
政治责任与道德本是一个大题目,在这样一篇短文中我不能将纲领说得明白。现在但举出几点来讨论。
第一,近代国家决不能以宗法主义为建设国家组织社会之大原则。
故凡宗法制度下所谓道德之崩溃,每是新时代之国家新时代之经济所形成,正不必过为忧虑。在这些地方,政府只好任时代之自然演进。例如女子的贞操,本可不必成为道德问题,其所以成为道德问题者,本是男权社会所造就。这件“道德”,要依女子的经济地位之变动逐渐改化的。又如子女对于父母之独立性,近二十年来在都市大大改变了,在乡村尚不会有实质的改变。这个对应,明显的经济变动为道德变动之原因。道德变动之类乎此者,既非政府的力量所能左右,更非具有近代社会学知识者所应痛心。
第二,所谓公德与私德之分,本是一个绝对不通的流行观念。
设如所谓德者,其作用不及于本人一身之外,这简直和一个人的饮食衣服居处的习惯一样,只要不扰乱到别人,便只是他个人的癖性,其中无所谓道德不道德。设如所谓德者,其作用固及于本人一身之外,这便是与公众有关的事了,这便是公德了。以前的中国社会,本以家族为组织单位,所谓国家者,不过是运用征服权能之上层绳索,所以在家庭中之孝悌,在朋友间之忠信,是道德系统之重心,而为公忘私,为国忘己,虽为一般作道德论者所提倡,且为不少理想家所实践,终不成为民众心理上道德之重心。所以损己服公,在西方富有国民训练的民族中,行之甚易,而损公益己,在我们这样缺少家族以外之锻炼之社会中,改之甚难。我们所缺少者,是近代国民之必要的公德素养,包括为国家送自己的性命在内。认清这一点,则政府与其费许多的唇舌,提倡些社会习俗中的道德,毋宁利用政治的及法律的权能,陶冶国民的公德。这话即等于去说,用政治摒斥一切危害公德的,用法律干涉一切破坏公德的。欧美先进国家之国民训练,本是经过一个长期的政治与法律的陶冶,陶冶既成,才能够以畏法为向义之门,以服公为克己之路。
即如“礼义廉耻”的口号,在上位者登高一呼,自然有无量在下位者四面一应。应自应,而无礼,不义,鲜廉,寡耻,未必不一一仍旧。尤其大的患害是,一般原来鲜廉寡耻者,作此等呼号不已,仿佛托庇在这呼号之下,仿佛他也不算真的鲜廉寡耻者,这真不啻为此辈添一层护符。所以在位者若真的想提倡礼义廉耻,口号是没用的,只有自己做个榜样,把自己所能支配的无礼、不义、鲜廉、寡耻之徒,一举而摒弃之。古来有句格言,“以身教者从,以言教者讼”。教书匠的作用还是如此,何况运用政治之权能者?政府若真的想提倡德义,只好先作一个澄清自己的榜样,也只须这么一个榜样,就够了。
第三,中国人所缺乏者,是国民训练,不是抽象道德名词。
抽象道德名词有时自然也很有用处,抽象名词之训练,自然也可在千百个口头禅中得到什一之忠实信行者。但这个究竟不能普及于大众,且在训练有效时分意识上总带些意气性,在躬行上不易于有方法。即如宋明晚年之理学,正是一个抽象道德观念之训练,其效力固能使若干理想家为民族牺牲性命。然而究竟与大众差少相干,而且这些理想家在举动上又是乱来的。现在不需要过于凌空的东西,而绝对需要坚实的、普遍的国民训练,不需要道德的口号,而需要以法律及政治“纳民于轨物”之劳作。
请先谈法律。古来所谓刑礼之不合,本是一种社会的畸形现象,而主张刑礼异趋者,又每是些懒用逻辑的竖儒。柳宗元见得透彻,他说:“其本则合,其用则异。”看他那篇驳复仇议之所论,真能一扫礼刑二元论者之误谬。然则政府若果在人民的道德上有兴趣,正应以法律陶冶民德。在立法上固应引进若干反宗法部落的、公民契约论的近代思想(这层颇能办到些),在执法上尤应养成服公从义的习惯,是是非非的良心(这层上却毫无成绩)。须知法律即是秩序,即是训练,这是自罗马以来一切有成的国家的标准。国民的训练者不是元首,不是辅相,不是大将军,而是公正的法官,这是英、美、法、德诸国的历史事实。若凭借法律的陶冶,将来的中国人公心发达,能做到“其子攘羊而父证之”,中国乃真的超越苏拉时代的罗马,而是一个十足的近代国家了。
请再谈政治在陶冶民德上的效能。孟子说:“尧舜帅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帅天下以暴而民从之。”这话在现在看来自然太简单些,然凭借居高临下的地位者,时机好,运用巧,有时真能移转风气。不过,若想行得通,必先自己做个榜样,即孟子所谓“帅天下”,决没有自己向东,劝人向西,而人肯听的。现在若以政治的力量提倡民德,真有好多事可以做,爱国心,服务心,廉洁的行谊,忧勤的劳作,一切等等,数不尽的。只是这些好东西又都不是空口劝人便能做到的,必须自己立个榜样。以我所见,自北平至南京,是不是有开代的气象,我愧不敢说。我只见天下熙熙,天下攘攘,若不想到国难之深,民困之极,只见到公务机关汽车之多,公务员应酬之繁,外宾招待之周,不相干的事计划得得意,也真够太平景象了。如此的政治的榜样,是能锻炼人民道德的吗?如果一面如此“帅天下”,一面又以制礼作乐,昭显德化,我恐所增进者,只是伪善与乡愿,希意与承旨,所没落者,转是国之四维礼义廉耻耳。
(原载1934年11月25日《大公报》星期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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