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讲起中国的短篇小说，便须对于短篇小说的意义先考察一下。 短篇小说有广狭两种意义。就广义言之， 则凡一切古代至近代的短篇的故事，都可谓之短篇小说。就狭义言之， 则只有近
《小公务员之死》小说原文
《小公务员之死》是很经典的一部短篇小说，关于《小公务员之死》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来了解一下吧。
2024-09-11
我们一讲起中国的短篇小说，便须对于“短篇小说”的意义先考察一下。
短篇小说有广狭两种意义。就广义言之， 则凡一切古代至近代的短篇的故事，都可谓之“短篇小说”。就狭义言之， 则只有近代新发生的一种具有特殊体裁的短篇文字， 才可适用这个名称;凡一切古代的，非那种特殊体裁的短篇作品，都不能算是“短篇小说”。美国的伟大的短篇小说作家爱伦坡(Edgar Allen Poe)说：短篇小说是一篇用散文写的叙述文字， “我们读之， 只需半点至一点或两点钟的工夫的”。这个定义便是广义的。如中国唐代作家所作的南柯太守传， 霍小玉传等，以及京本通俗小说，剪灯新话，今古奇观，聊斋志异等书中的全部故事，如阿拉伯的一千零一夜中无数的故事，如意大利鲍卡西奥(Bocaccio)所著的十日谈(Ten Days Entertainment)中的一百篇故事等等，都可在这个广义的定义之下，称之为“短篇小说”。
赫密尔顿(Clayton Hamilton)在他的小说法程(Materials andMethods of Fiction)里，也曾把短篇小说下了一个定义。他说：
The aim of a short story is to produce a single narrative effect with the greatest economy of means that in consistent with the ut-most emphasis.(见原书177页)(译意：短篇小说的目的是要用最经济的手段，连结着最有力的文情， 以发生一个单纯的叙述文的感应的。)
这个定义便是狭义的。在这个定义里， 有几点需要说明。第一，所谓“单纯的叙述文感应”，盖指：短篇小说虽包含动作， 人物，环境之要素，而常重其一而轻其二;有时其目的在发生动作感应，有时其目的在发生人物感应，有时其目的却在发生环境感应。作者及读者的注意力常都集中于一个要素上。第二， 所谓“最经济的手段”，盖指短篇小说应删尽一切繁文枝词， 使它的文辞节省至无可再节省的地位。两个人物在文中已足用，便不必再加进第三个， 一件事实已足用，便只须叙此一事。第三，所谓“连结着最有力的文情”，盖指：短篇小说虽须以最经济的手段写之， 却又不可因文辞太节省之故而使它的感动力减低。如文中原写两个人物，如欲使它更有力而再添写一个人物时， 却又不可拘于“经济”的见解而不去添写。正如爱伦坡所说的：简而不当， 与长而不当是同样的不对的。这就是“最经济的手段”必须“连结着最有力的文情”之故。
照这个定义看来， 则短篇小说的性质与通常的简短的故事完全不同。简短的故事是一幅仅具轮廓的图画， 是一幅缩小的地图， 可以添绘放大的;短篇小说却是一幅虽短小而完美的山水画， 不能再添一笔，也不能再缩小一点的。它又像古拙的盆松， 虽矮小而有凌霄的气概， 决不能——也不必，——再用什么手段把它增高增大的。照这个定义， 则无论中国的无数短篇作品，无论一千零一夜及十日谈中的许多故事， 都很难当此“短篇小说”的称谓。包尔文教授(ProfessorBalwin)说：十日谈中的百篇故事， 以近代批评眼光论之， 仅有二篇足以称为短篇小说的。据我们的臆测， 则在中国的无数的短篇故事里，恐平均百篇之中更难有二篇足以当现代的所谓短篇小说之称号的。因为无数的中国的短篇故事， 大概都要算作长篇小说的缩短的东西;他们差不多都是一个长故事的节略;我们很容易把他衍放成很大一部长小说或长剧本的。如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汤显祖可以将他衍放成40出那么长的南柯记， 薛调的无双传， 陆采也可以将他衍放成40余出那么长的明珠记。至于近代的莫泊桑， 柴霍甫诸短篇小说作家的作品， 却决不能照那么样的方法把他衍放成什么更长更大部的东西。所以，我们如果用狭义的短篇小说定义来衡量中国的短篇故事，则我们很怀疑， 在“中国的短篇小说”这个名词之下， 究竟能否集有10篇以上的作品。
本书所选集的中国短篇小说乃是根据于短篇小说的广义的定义而选集的。因此，所选的便不免较多。我们所持以选集这些短篇故事的标准是如此： 第一， 自然以那些故事本身的文艺价值为断; 第二， 由那些故事中， 可以略略的窥见某时代社会生活的一斑， 而故事的文艺价值也并不十分差的，也将入选，这些材料是我们在史书上，在典雅的诗， 古文词上， 在文人的无量数的别的作品上最不易看到的; 第三，有许多中国的短篇故事，是后来著名的剧本，小说， 以及民间故事的渊源。我们如果不知道那些故事，便不能充分的了解以后的许多剧本， 小说以及民间故事。这正如我们不明白希腊神话便不能读欧洲诸国的文艺一样。所以这类的故事，我们选录得特多，唐人所作的故事， 以这一类的为最多。白行简的李娃传，是元人杂剧曲江池的题材的渊源，也是明人传奇绣繻记， 及无数的民间小说， 唱本， 剧本中的李亚仙，郑元和的故事的渊源。陈鸿的长恨歌传，是白朴的梧桐雨，洪昇的长生殿的渊源，李朝威的柳毅传是尚仲贤的柳毅传书，李渔的蜃中楼的渊源。此外， 不能一一枚举。
然第二， 第三的选集标准虽使本书取材不免稍宽，编者却不欲因此而选及内容太卑下， 文辞太粗鄙的作品。总之，本书所选的东西，自信不至于有很多的无聊的干枯的作品。
中国之有短篇小说， 中国人之著意于作短篇小说， 乃始自唐之时。许多人都说，在唐以前，我们已有了短篇小说，如列子中的“愚公移山”，及搜神记，世说新语中的数则较长的文字之类， 然他们不是太零碎，太无故事的意味，便是整片的论文中的一节， 不能独立取出而称之为短篇小说。所以本集所选录的作品，始于唐;唐以前的文字，概不选入。
自唐以后，我们中国的短篇小说， 可分为二大系： 第一系，是“传奇系”， 第二系是“平话系”。传奇系创始于唐，其流派极多且杂。由唐之古镜记，玄怪录等等， 宋之江淮异人录，稽神录等等，明之翦灯新话等等，以迄清之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现代林氏之技击余闻等等，千余年间， 其作家未尝中绝过， 可谓极盛!平话系创始于宋;十数年前发见的京本通俗小说残本， 便是这一系的元祖。此后明人及清初人作此者不少，选本也甚多，传于今者尚有醒世恒言，拍案惊奇，醒醉石，石点头，今古奇闻，今古奇观等数种。此系到了清之乾、嘉间，作者却似已中绝。今古奇闻22卷林蕊香行权计全节里，虽有“庚申发逆之乱”的话，或有人疑其为咸、同间人所作，然此一卷的文字体裁，与上面的21卷完全不同，实是一篇传奇系的作品而误被后人窜入者。至于平话系的小说所以没有传奇系之盛，且作者至清中叶而忽中绝者，其原因不外二端：一，平话系的作品不易作，且系用白话作的。古文家之流， 不能做，也不屑去做;二， 当时在上者以其淫秽， 曾禁止其印售。
平话系与传奇系的作品，最显明的区别，便是前者以民间日常所口说的语言写的， 后者是以典雅的古文或文章写的。平话系的作者在开篇每先写一段引子，或用诗词， 或用相类或用相反的故事一二则，然后才入正文。如通俗小说中的嵌玉观音， 先引许多春词， 然后才叙韩蕲王游春， 才叙秀秀养娘进王府。又如今古奇闻中的脱网罗险遭医师屠割，先论一段庸医之误人，又引一段医师误诊未婚女为有孕而被病家所驱打的趣事， 然后才叙一个凶险的医生的故事的正文。传奇系的作品， 则不用此种引子。这是二者不同的又一点。
选平话系的作品易，而选传奇系的作品难。因平话系的作品不很多，而传奇系的小说集则不可胜数， 不独遍读为难， 即搜集也决难完备。本书所选传奇系小说的范围，以编者个人所见的书为限。难免有不少很好的作品被遗落了而未入选。这是要请读者原谅而且指教的。
本书受鲁迅先生的帮助与指导不少，特此致谢!
编者 十四年五月二十五日
(本文录自《郑振铎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赏析 “小说”这个词出自庄子，指“浅薄琐屑、无关‘大达’、不合于道术的琐细言论”。东汉桓谭作《新论》说： “小说家合残丛小语，近取譬喻，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才把小说看作是一种作品。班固《汉书·艺文志》指出：“小说家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说它来自民间， 《艺文志》共收小说家15种，1380篇，多已亡佚，其中涉及神怪内容的可能接近我们中国人心目中的小说。由此来看，中国的小说从东汉时就已经产生了，魏晋六朝时已经出现了内容倾向很明显的志人、志怪小说。但这个选本对唐以前小说概不录入，对此鲁迅先生有过很好的解释，“及到唐时，则为有意识的作小说，这在小说史上可算是一大进步，而且文章很长，并能描写得曲折，和前之简古的文体，大不相同了，这在文体上也算是一大进步”。同时又受唐代“行卷”风气影响，小说之作蔚然大盛，导致唐代传奇的兴盛，不仅写人的言谈举止，而且有了自觉的艺术创造，结构严谨，性格鲜明，是中国短篇小说的高峰。虽然鲁迅认为传奇本身到唐代灭亡就绝迹了，但作为一种文学传统仍然得以继承和保留，如后来《聊斋志异》中的不少作品。宋代的士大夫对小说的贡献体现在搜集、整理上，编成了《太平广记》，反而是市民阶层中产生了小说的又一变迁。体裁不同，而且使用的是白话文，于是话本小说产生了。后来的小说十有八九是可以追溯到话本的，如后来冯梦龙等人的“拟话本”，有的长篇小说是话本的扩展，如《三国演义》即本于“讲史”话本， 而且因其使用的是口头的语言， 比起传奇更易于被各阶层的人接受，更易于流传，可惜由于种种原因，最终也未能产生第二个创作高峰。
谈到中国的短篇小说， 只要顺着“传奇”、“平话”两个系列勾画就可以得到大致的历史轮廓。我们中国人心目中的短篇小说是否能够和小说学中的定义吻合，并不是十分重要的事，不必用西方的概念验证东方已有的事实，也不必用现代的观念改造古人的思维形式，所以选编者确定的三个标准是非常重要的，它是从中国古代文化现实出发，植根于自己的历史土壤，这种方法是可行的，而且是科学的，是对待本民族文化遗产的可贵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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