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野圭吾《恶意》的写作背景是什么

　　东野圭吾《恶意》的创作背景

　　1996年，东野圭吾创作了《恶意》。从某一时期起，推理小说中犯人的动机开始受到了重视。作家们绞尽脑汁就为了想出一个出乎意料的动机来，这种情况到现在(1996年)也没有太大变化。对于是否只有动机就会杀人还是发生命案必须要有大家都认可的动机存在这两个问题的思考，使得东野圭吾产生了创作《恶意》这本书的灵感。直觉告诉东野圭吾这次要让刑警加贺出场。

　　同年，东野圭吾还创作了四本书——《名侦探的守则》、《谁杀了她》、《毒笑小说》、《名侦探的诅咒》。他最有把握的作品是《恶意》，他原本期望《恶意》能入围某个奖项的候选名单，但是结果却是《名侦探的诅咒》入围了奖项。

　　《恶意》是一部怎样的小说

　　《恶意》是一本手记体推理小说。手记叙述历来是推理小说的惯用表达方式，第一人称视角易于促使读者产生代入感，而在身临其境的同时，视角与感受的潜在同化，便使得作者更有机会、更顺利合理地利用心理盲点巧布迷局，引人入彀。自阿加莎·克里斯蒂颠覆华生模式之后，手记叙述与第一人称就告别了百分之百忠实、安全系数不容置疑的时代，而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日本新本格推理潮流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叙述性诡计的外延一再扩充，已渐渐将第一人称视角推到了“绝对不可信任”的另一极点。从某种程度上说，蒙蔽的对象是读者，还是故事中的其他人物，是分辨第一人称视角叙述是否属于叙述性诡计范畴的一条分界线，《恶意》中的手记叙述，大体上并没有迈向叙述性诡计的彼岸，加贺恭一郎视角和野野口修视角的双线结构的运用精巧而大气，随着阅读进程，读者必须不断回溯前文，一次次修正自己的立场和猜测，在小说由直进单性延展到立体迷宫的过程中，阅读的乐趣也因此得到最大的发掘。 作为一部手记体作品，《恶意》环环相扣的侦破进展百转千回，将手记体叙事的发挥得淋漓尽致。

　　颠覆传统

　　东野圭吾认为，“在阅读的过程中，读者其实还是会在无意识之中，去对故事的结局做一个想象。而我想所谓的意外性，应该就是对于这种想象的一种背叛。”其实有些东西之所以让人感到“意外”，并不是它超出了读者的事前想象，而是它原本就隐藏在某处，只是读者并未发现和重视罢了。这种对本格推理创作模式的反拨，集中体现在贯彻“解明动机”要素的《恶意》中，它可说是东野在踏袭传统推理小说元素之下，却又充分呈现了属于现代风貌的鲜明代表作。当然，这种作品中的时代感也正是作家对于所处的时代、社会能够予以细致观察的佐证。

　　《恶意》与之前的推理小说不同，东野圭吾淡化谜团，淡化凶手的身份，把重点放在“犯罪动机”上，《恶意》在不到三分之一的地方，凶手就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但对犯罪动机含糊闪烁。在之后三分之二的篇幅里，“犯罪动机”成为唯一的悬念，作品中加贺通过不断问询凶手，犯罪动机也不断发生改变，从开始的“影子作家”到与日高前妻有染，直到最后的只是憎恨日高邦彦，恨意层层深化，逐渐将真相拨开，呈现在读者面前，将“人性”中深沉的恨意展露出来，让人不寒而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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