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神演义》的创作背景是什么介绍

　　《封神演义》的创作背景

　　姜子牙斩将封神之说，早就传闻于说词者之口，元刊《武王伐纣平话》，伐纣斩将的故事已具雏形。从《武王伐纣平话》到《封神演义》有个中间环节，就是明代万历年间余邵鱼编集的《列国志传》，采用了大量的民间传说，对故事进一步做了推演、扩大。《武王伐纣平话》和《列国志传》为《封神演义》提供了情节总构架和部分人物形象、情节单元。许仲琳等在前人创作、民间传说基础上写定了《封神演义》。

　　关于《封神演义》的作者身份，一直以来都存在很大争议。最常见的说法是许仲琳，因为明朝一个版本的《封神演义》中出现了许仲琳的署名。许仲琳的生平事迹不详，只知道他生活在明朝中后期，是应天府(今江苏南京)人士，号“钟山逸叟”。除许仲琳外，有关其作者还有陆长庚、陆西星、王世贞等说法，但未有定论。

　　《封神演义》赏析

　　从历史演义的角度看，小说比较真实地反映了上古时期商周斗争特别是纣王失败周代商兴的历史面貌。从《尚书》《诗经》到《史记》，这一段史实多有记载，如《史记·殷本纪》中所写纣王“好酒淫乐，嬖于妇人，爱妲己，妲己之言是从”“百姓怨望”“重刑辟，有炮烙之法”“醢九侯”“脯鄂侯”“囚西伯羑里”“剖比干，观其心”“诸侯多叛纣而往归西伯”“周武王之东伐，至盟津，诸侯叛殷会周者八百”，纣王“赴火而死”，周武王杀妲己等，在小说中均有形象的描述。尤其值得重视的，是作者所表现的进步的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为了充分肯定武王伐纣战争的正义性、必要性与合理性，小说第一部分(2—34回)对纣王荒淫残暴罪行进行了集中揭露，说明“君失其道，便不可为民之父母，而残贼之人称为独夫。今天下叛乱，是纣王自绝于天”。“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因此对待老百姓的态度如何，是国君是否符合天意也就是能否当政的根本条件。因此，周武伐商虽为臣伐君，却是诛独夫，反暴政，是“奉天命以伐无道”，“代天以彰天讨，救民于水火”的正义之师。从另一方面说，“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天命无常，惟有德者居之。”文武尚德，百姓归心，才能周代商兴。贯串于整部小说的，就是这种披着天命外衣的民本思想，这是西周初年以来出现的为历代进步思想家所继承的古代民主思想。在把封建纲常“天理”化的程朱理学占统治地位的明代，《封神演义》所宣扬的这种思想，显然具有与封建专制主义相抗衡的叛逆意义。小说中还生动描写了哪吒剔骨还肉，寻父报仇，殷郊殷洪被遭逃亡，以纣为仇的故事，对这些有失“子道”的悖逆行为表示理解和肯定，而殷后来背叛师教，助商伐周，却终不免化灰犁锄之下场。这些，同有失“臣道”的武王伐纣一样，都表明了作者企图用一种有条件的相对的君臣父子关系来改造那种无条件的绝对服从的封建忠孝伦理。这是《封神演义》中可贵的思想光芒。

　　在历史上，商和周是两个不同的部族。《封神演义》却把它们写成了君臣的关系，并且强调武王伐纣的事业是“以臣伐君”，是“以下伐上”，是“灭独夫”。这正是封建社会里的进步观点的反映。它再三地宣传：“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这样一种思想实际上是封建社会里的农民起义的理论根据之一。

　　《封神演义》还反映了和封建伦理观念相违背的思想。这突出地表现在哪吒剔骨还肉的故事里。哪吒打死了凶恶的龙王三太子，为了不连累怕事的父亲李靖，就自杀而死。后来，李靖一再对他的魂魄进行无理的逼迫。他已“还了父母骨肉”，不能再忍受下去，在得到莲花化身成形以后，就采取“下山报仇”的举动。他把自己的父亲当作“对头”看待，见面直呼其名，用枪刺去。李靖大败而逃，他还紧追不舍。哪吒的这种行为，在封建社会里，被看成是“忤逆乱伦”。而哪吒故事的可贵就在于它批判了“父要子亡，子不亡是为不孝”的封建道德原则。然而，作者所表现的这种思想还是不够彻底的，没有完全突破封建伦理观念的束缚。因此，哪吒的反抗并未获得最后的胜利，终于在燃灯道人的玲珑塔下屈服，向李靖认罪。

　　而且，《封神演义》的作者在很多地方表现了宿命论的观点。所谓“成汤气数已尽，周室天命当兴”，几乎已经成为全部故事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关键。结果，每个参加商周之争的人都不过是来“完天地之劫数，成气运之迁移”，阵亡以后都是“一道灵魂进封神台去了”。这无疑歪曲了斗争的性质，从而也就影响了主题思想的积极意义。作者对于妇女有时持着一种不正确的看法。妲己被当成“祸水”来描写：纣王亡国主要是由于受了她的蛊惑，纣王的一切倒行逆施、惨无人道的行为也仿佛都是出于妲己指使。书内也有少数地方，尤其是在韵语的描述中，表现了不明是非的客观主义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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