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内容 往事历历在目 我生辰的洞房的净瓶里 盛着我采集的各国胜地的圣水。 我访问过中国, 以前不认识的东道主 在我前额的吉祥痣上写了 你是我们的知音。 陌生的面纱不知不觉地垂落了
泰戈尔《吉檀迦利11》原文赏析
101 我这一生永远以诗歌来寻求你。它们领我从这门走到那门，我和它们一同摸索，寻求着，接触着我的世界。 我所学过的功课，都是诗歌教给
2021-03-17
作品内容
往事历历在目——
我生辰的洞房的净瓶里
盛着我采集的各国胜地的圣水。
我访问过中国,
以前不认识的东道主
在我前额的吉祥痣上写了
“你是我们的知音”。
陌生的面纱不知不觉地垂落了,
心中出现永恒的人。
出乎意料的亲密
开启了欢乐的闸门。
我起了中国名字,
穿上中国服装。
我深深地体会到:
“哪里有朋友,
哪里就有新生和生命的奇迹。
外国花园里,
怒放着名字各异的鲜花——
它们的故土离这儿很远。
在灵魂的乐土,它们的情谊受到热烈的欢迎。”
(白开元 译)
赏 析
作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泰戈尔热爱中国文化,对中国人民始终充满友好的感情。他年轻时即对中国遭受英帝国主义的鸦片荼毒给予深切同情,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不但发表诗篇声援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驳斥和讽刺日本军国主义的暴虐和虚伪,还亲自发起为中国人民捐款捐物的活动。1924年,泰戈尔访问中国,加深了对中国文化的切身体会,感受到了中国人民的热情。5月8日,时在中国的泰戈尔迎来了他的64岁生日,新月社特意为诗人安排了一个祝寿会。祝寿会上,新月社专门用英语排演了泰戈尔的传奇剧《齐德拉》,给诗人穿上中国衣服。梁启超还为他取了一个中国名字——竺震旦。竺即天竺,是古印度的名称,震旦则是中国的古称。对这个象征中印传统友谊的名字,泰戈尔非常喜欢,这次祝寿会也给他留下了不灭的记忆。1941年2月21日,在即将与自己的生命终点撞线时,泰戈尔作此诗回忆自己在中国度过的这个不平常的64岁生日,字里行间流露出对中国的深深眷恋。
全诗可分为三个层次来理解。首句即第一个层次。诗人以“往事历历在目”点题,揭开曾经到访过的各国给自己留下的珍贵记忆。“净瓶”、“圣水”是印度传统文化中经常出现的意象符号,在这里用来突出这些记忆是珍贵的,说明它们在诗人的生命历程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中间四句为第二个层次,诗人用几组对比描述自己在中国的前后心态变化。第一组对比,以前“不认识的东道主”,却成为彼此有着深度沟通的“知音”。“吉祥痣”则又是一个凝结印度传统习俗的文化符号,给客人点吉祥痣,是印度给予尊贵来宾的一种传统礼遇,诗人借此来表达自己得到中国朋友的理解、受到中国朋友的礼遇的感激心情。来中国之前,泰戈尔对这个同处东方的文明古国虽有一些了解和想象,但中国对他来说基本上还是神秘和陌生的。在中国期间,诗人对中国文化有了深入了解,亲身感受到了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结交了大批中国朋友,所以,“陌生的面纱”在不觉间垂落,心中出现的是“永恒的人”,这是第二组对比。第三组对比,诗人对中国人民的友谊本“出乎意料”,这是因为,中印文化有很大的相异性,以种姓制度和宗教信仰为主要载体的印度主体文化出世性很强,人与人之间的隔阂较深,而中国文化以儒家文化为主体,崇尚群体和谐,现世乐生,友好待客。对此,泰戈尔深有体会,多次对这种优秀的文化精神由衷地表现出钦羡和向往。另外,当时泰戈尔主张以“泛爱”而不是暴力革命来对抗英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就曾受到印度国内部分人士的攻击,心情是沉重的,来到中国却“出乎意料”地感受到中国人民的友好热情,于是终于开启了“欢乐的闸门”,尽情释放自己的情感。
最后三句为第三个层次,是诗人对回忆的总结。诗人珍视朋友间的真正而持久的友谊,将获得这种友谊视为自己重获“新生”。“名字各异的鲜花”可理解为给诗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异国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的异彩纷呈。诗人抚今追昔,感叹印度与中国相距遥远,年近耄耋的自己已没有机会再次踏上中国的土地,但曾从中国收获的深挚情谊将永远扎根于那方“灵魂的乐土”。“乐土”是指理想中的家园和归宿,这个意象的出现,无疑是诗人深沉且浓重的中国情结的表露。的确,17年前的中国之行,给诗人泰戈尔留下了永远难以消逝的记忆,异域中国已以其无穷的人文魅力完全占据了他那颗敏感的心。以至于在离华之前,有人问他有没有落下什么东西时,他伤感地说道:“没有落下什么东西,除了我的一颗心。”虽然中国之行收到的并非全是鲜花与掌声,但他对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始终抱有深挚的热爱,经常视中国为自己的“故乡”,自称“或许前生为中国人”,也曾感慨:“我不觉得什么缘故,到中国便像回到故乡一样!莫非我是从前印度到过中国的高僧,在某山某洞中曾经过我的自由生活?”
思通古今、学贯东西的一代巨擘,宁静而又深邃的诗人泰戈尔,何以独对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有着如此深挚热烈恒久的感情?季羡林先生曾精当地总结了三方面原因:“他从几千年的历史上看到两国人民友谊之源远流长,两国文化交流之硕果累累;他感到西方是压迫者,而中印两国都是东方被压迫者,因而对中国寄予无限同情,甚至有所偏爱;他在中国文化中发现了极为宝贵的东西,因而给了它最高的评价。”
(王汝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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